对比刚刚结束的香港艺博会，国际化，是多数中国画廊，也是中国不少艺博会策划者心中的理想，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通往这个理想的道路上，往往横亘着如许之多的困扰。高额的关税、审查制度、拍卖行的直接介入都使国内艺博会的国际化之路走得十分坎坷。而放下身价，走低端市场，又怕从此再也回不到高端的行列，国内艺博会的国际化，势必形成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2012香港艺博会上，有来自世界38个国家的266家画廊参加，参展作品包括影像、雕塑、装置、油画等等各种艺术门类，当代艺术界知名艺术家作品悉数到场。

　　每年一进入春末夏初时节，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艺术博览会俨然如连续盛放的鲜花般在各地苏醒过来，除了5月20日闭幕的香港艺博会，每年6月初在瑞士中世纪之城举行的巴塞尔艺博会即将鸣锣开鼓，之后便是10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弗里兹(FRIEZE)艺术博览会，12月初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巴塞尔迈阿密艺博会。中国国内的艺博会也跟随着世界潮流，集中于一年内气温感觉适宜的两个高潮期。既然名为艺术博览会(ART FAIR)，收藏与销售才是正道，艺术博览会自然有别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双年展，人们关注的是其学术主题和各种艺术新潮与新人新作。

　　2012年，包括艺术北京、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等等在内的中国国内艺术博览会因为各种各样针对规范艺术市场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而显得有些风云莫测，艺博会的基本组成人群——画廊画商、收藏家、艺术投资顾问、策展人、美术馆馆长、艺术评论家、艺术家们在无法预测“当代艺术会不会就此止步不前”的前景之下，纷纷选择了在艺博会现场举起了相机，而非刷信用卡。

　　在5月20日刚刚结束的香港艺博会上，郑林等不少艺术界人士向《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慨叹，近日，艺术圈内甚嚣尘上的某些非利好传言，让许多来自大陆的买家此番出手十分谨慎，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对于把中国财富当作暌违目标的西方画廊来说，虽然2012年香港艺博会的参观人群较之去年又增长了6%，达到67205人次，但成交量相对于去年，未必有实质性增长。

　　被西方艺术龙头——巴塞尔艺博会收购了六成股份明年即将更名为巴塞尔-香港的香港艺博会，因其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是中国艺博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艺博会。香港是中国画廊出征海外的一个跳板，就国内画廊来说，参加香港艺博会就是通向西方的门票。

　　国际化，是多数中国画廊，也是中国不少艺博会策划者心中的理想，但在目前情况下，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往往横亘着如许之多的困扰。

　　都有一个国际化的梦想

　　艺术博览会——这样把画廊集中在一起，如同百货店、超市那般针对收藏家集中展示、购买艺术品的展览与交易体制，本身就来自于西方。在西方，对于艺术市场上的上层买家而言，艺术博览会已经取代拍卖行成为最重要的活动。考量一个艺博会是不是“国际化”，本地区与其他区域参展机构的比例是最简单的标准，没有吸引到更多的国际机构参展就意味着市场不会有太大变化，财富的新生力量与分布也不会有太大变动。但把东西方画廊放置在同一空间中用同一标准进行审核也是非常残忍的。

　　北京的艺术生态在全盘拷贝西方后，国际化原是最初的梦想。只是在经历多年发展后，北京艺术博览会从最初的国际化回归到了本土化。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CIGE)于2004年在京举行，一直主打国际牌。诸如纽约高古轩老牌画廊都曾参加过这一艺博会。而直到2009年第六届CIGE上，国际与本土参展画廊比也为7：3。然而，从第七届开始，CIGE也转变策略，由本土画廊来撑场面，参展的50余家画廊中近七成为本土画廊。而今年的CIGE上本土和国际画廊比为5：1。

　　每年9月初开幕的上海当代(Sh Contemporary)依旧自我陶醉在“亚洲高端”艺博会的自我设定形象中，因为由意大利博洛尼亚集团掌控，参展的费用基本都以欧元结算，走马观花般连续换过四任总监的上海当代——且四任总监全部都是对于艺博会颇有执掌经验的外籍人士，虽然资源不可谓不多，经验也不可谓不多，但上海当代几乎每年都要根据新任总监重起炉灶，重新调整策略，相比较香港艺博会五年来从未换帅，始终由马格纳斯·连夫鲁(Magnus Renfrew)率领一路跻身国际一线艺博会的持久性，这样的“国际化”似乎更有内耗的嫌疑。

　　每年11月初的上海艺博会，并不是一开始就高举平民的艺术博览会为旗号的，从1996年懵懵懂懂的开始，上海艺博会也有着国际化的梦想，“要打造亚洲最大的艺博会”。但是上海艺博会上屡屡出现的一些国外新画廊带来的国际当代艺术界早已过时的作品，却让人无法将其和国际化相联系。国内艺博会上经常出现的那些作品“达利、罗丹”，在国际艺博会上早已绝迹许久，没有人会把他们的名字与国际艺博会的名字相关联。不过事实是，自从2004年达利的作品首次出现在上海艺博会上之后，达利雕塑的身影几乎不厌其烦地出现在此后历届艺博会中。罗丹雕塑亦是如此。罗丹名为《吻》的雕塑，也时常光临上海艺博会。还有2002年法国雕塑家恺撒作品《大拇指》以26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被证大集团收购，还有去年在世贸中心门口竖起的巨大的红色“辣椒”雕塑以至于小型复制品在场内热卖，这些雕塑，在欧洲早属于已经被复制滥掉的毫无价值的收藏品。

　　这些借助早就出局的所谓“西方艺术大师”作品登上并不知情且听之信之的媒体版面的外国画廊，借助中国艺博会这个平台打造名声的做法，原本就使得艺博会从成交性平台转向“作秀”的平台。

　　国际化艺博会

　　费用多“专业性”强

　　对于画廊来说，参加国际化的博览会是有代价的，仅仅高昂的参展费用一项，就足以成为一项艺博会的准入门槛，把许多画廊挡在门外。

　　巴塞尔每年6月在莱茵河畔的中世纪之城举办，900个画廊争取290个展位，每个画廊都有一个最少3年的准入考核期，最小的展位租金是1.7万欧元，加上其他花费，每一个画廊的参展费用差不多4万欧元，每年还有5%~10%的画廊被淘汰出局。迈阿密-巴塞尔艺博会一个80平方米的展位，租金是11万美元，但这个价位还包括了其他费用。举办迈阿密博览会的目的是吸引南北美洲的财富，他们只提明星艺术家，而不提他们的代理画廊。

　　香港艺博会5天的持续时间，17000美元起的展位出租费用对于任何一家参展画廊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加上艺术品的运输费用，工作人员的来回机票、食宿，艺术品目录的印刷费用、推广活动经费，这笔投入可能在17000美元的基础上连翻几番。连参展过的东京画廊都觉得这个费用贵得离谱。

　　相对于此，每年11月初在上海世贸商城举行的上海艺术博览会同样持续5天，但是仅仅展位费一项差不多只有香港艺博会的一半——50000元人民币的标准展位费。参加上海当代(ShContemporary)的费用因为要用欧元结算，比上海艺博会显然要昂贵许多。上海香格纳画廊每年参加艺术北京、CIGE，上海艺博会、上海当代，每个艺博会的花费至少十几万元人民币，以欧元计算的上海当代的展位费堪称其中之最，“增加个灯泡也要几百块”，香格纳画廊负责展览的工作人员透露。

　　即使比参加国内博览会要高出翻几番的昂贵费用，仍然阻挡不住画廊参加海外国际博览会，包括香港艺博会的汹涌热情，这样的付出，成都千高原画廊的主持人刘杰依然“觉得很值得”，因为相对于国内艺博会的组织布展场面的凌乱，瓷器、漆器与当代艺术共同分享一个展览的“宽容度”，展场内电线都可以绊倒参观者的粗糙，高昂的费用付出，换来的是非常“专业”的服务和细节构建。

　　虽然“专业”也是上海当代的旗号，但是这个字眼显然更需要细节的填充，比如展览导览图册的设计，场内灯光亮度空调温度的调试。香格纳画廊主人劳伦斯曾经特意提出过香港艺博会的“展板高度很统一，十分合适”。细节的学习和比较并不仅仅在于在展厅内的角落里摆放几瓶香槟酒的点缀。

　　本届香港艺博会期间，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主办了一个小汉斯、招颖思(亚洲协会美术馆馆长)以及Philip Tinari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讨论会，在香港艺博会开幕前一天，中环还有许多画廊的艺术展，其中包括林明珠画廊里的群展“抽象艺术在中国，1983-2012”，白立方画廊的Anselm Kiefer装置展等等，让许多来参加香港艺博会的国际国内藏家都有了更多的流连不去的地方，也使参加艺博会的性价比更高。第一届香港艺博会举办之际，主办方还针对藏家发出邀请，负责来回机票和住宿，以此打开局面。

　　审查和税收阻挡了国际化

　　高额的税收成为困扰中国艺博会国际化之路的长久原因，像屡屡无法抓住的虱子般停留在中国艺博会的肌肤之上，时间越久，体感的不适就越加分明。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2012年起三类艺术品进口关税税率由12%降至6%(暂行一年)。尽管如此，在计入17%的增值税后，进口艺术品的税赋负担依然沉重。涉及进口艺术品交易的主体如画廊、拍卖行、国际运输公司、经纪人，以及含销售行为的展览会往往各显神通，开发不同方法避税或减少纳税额，此类行业“潜规则”已实行多年，彼此心照不宣。实际情况是，由于6%的关税、17%的增值税(或营业税)和12%的消费税(并非所有艺术品都需要缴纳)等多种税费一经累计，就会使得艺术品进口的综合税率将超过30%。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藏家从境外购买一件价值1000万元的艺术品，运回国还要缴纳300万元的税费。但是有藏家透露，香港作为零关税自由港，展会和衍生的服务行业十分发达，有专门的公司能够处理艺术品进出口的税费问题，近来因为风云突变，中国内地针对艺术品进出口的税费检查除了直接反映在香港艺博会的迟迟没有统计出来的销售额上，也让香港艺博会的衍生产业不得不停滞工作。

　　另一个阻挡了中国艺博会国际化的原因就是审查制度，用香格纳画廊艺术总监施勇的话来说，“国际当代艺术的话语系统与中国的体制内对于艺博会的作品所采取的审查制度规范的语言系统，完全不是一个话语系统。”在国内，哪些作品可以公开出现，哪些作品不可以公开出现，都会有一个“潜规则”，底线有关于“色情”，也有关于“意识形态”，这些规范与当代艺术所倡导的精神特质完全背离。

　　其实世界四大艺术博览会——伦敦弗里兹、迈阿密巴塞尔、巴塞尔、马克垂斯艺博会开幕之前，这些艺博会的评议会也都有一个针对画商和每一件展品的审查，且审查员进行审查的时候，都要求画廊工作人员离开展位。但评估的要点是该艺术品是否能“展现价值”，这指的是艺术家及画廊的地位，而非作品的品质。

　　国内艺博会

　　彻底向拍卖行投降

　　21世纪的开始几年，是世界艺术博览会时代的开端，仅仅纽约，就有8个艺博会，艺博会的泛滥使得艺术界出现所谓的“艺博会疲劳症候群”。参展画商在展品素质，销售速度，以及付款速度上，都与拍卖行旗鼓相当，这些因素吸引了原本可能出现在佳士得或者苏富比夜拍上的艺术品，超级画廊基本都在此设摊，因为最好的艺术博览会能吸引最好的藏家，而藏家参加艺博会级画廊基本都在此设摊，因为最好的艺术博览会能吸引最好的藏家，而藏家参加艺博会的理由，则是因为顶级画廊都在此设摊——此所谓经济学的良性循环。

　　艺术品市场主要由画廊为主的一级市场和拍卖行为主的二级市场组成，全球各大成熟艺术品市场中都是一级市场占主导地位。在中国，却有至少七成市场被拍卖行掌握，画廊发展缓慢。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规模已全球第一，全球十大顶级拍卖行占据五席，却几乎没有世界级画廊，更不要说艺博会。艺博会在内地普遍遭遇水土不服。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内地以拍卖为代表的二级市场非常强势，强烈冲击着画廊、博览会构成的一级市场。一级市场的突围、发育问题，也许正是艺博会要在中国办好的核心问题。

　　艺术北京的负责人董梦阳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目前政策下，销售艺术品和销售普通商品在税收上没有分别，但如果交给拍卖行，只需要交纳3%个人所得税。“所以，有很多画廊直接把画往拍卖行扔，这也变相支持了二级市场。”董梦阳说。这是拍卖行抢走了画廊生意的一个原因，画廊的生存成为一个难题，唇亡齿寒，由画廊为基础组成的艺博会又如何生存发展？今年，艺术北京和上海春季沙龙的展厅内，按照国际惯例理应壁垒森严的画廊和拍卖行，已经共处一室，国内艺博会彻底向拍卖行缴械投降。

　　藏家的丧失

　　阻隔艺博会国际化之途

　　艺博会有时候代表艺术消费文化的改变，购买行为不再是在画廊里静悄悄地进行，而像逛购物中心那样，集艺术、时尚及派对于一体，正如在拍卖会上其他落标者能够让得标者确信自己不是冤大头一样，艺博会上汹涌的人潮和一张张表示已经售出的红点，能够抵消买家们的不确定感。所以，往往在艺博会开幕的VIP预展专场上，便有许多作品被贴上了红点，紧跟着许多艺术媒体的报道便会有相关的“艺博会成交活跃”的报道。

　　香港艺博会上，以中国艺术家刘炜的油画作品为其唯一参展作品的台北大未来林舍画廊，在预展开幕的三个小时内，就成交了12-15件价值在100万-450万港元之间的参展作品，成为媒体反复宣传的新闻。

　　许多西方一线画廊齐集在香港艺博会，其中很关键的是：西方一线画廊对中国财富引导下的中国藏家期待很高，但其实，中国藏家在收藏西方作品方面一直处于保守状态，没有发展起来，这里有艺术教育和普及的问题，也有欣赏的进步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艺术市场缺乏真正的藏家，却充斥着大量的投资人，近年来大手笔的买入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基本都是几个炒作的操盘手。

　　“艺术和慈善是富裕阶层与整个社会互动的主要方式。喜爱艺术意味着社会精英和富裕阶层不再单纯地享受和炫耀财富，开始展示自己生活的品质和品位。”董梦阳说，“但现在很多中国人购买艺术品并非出自喜爱，而是为了投资。以拍卖为主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更像一个证券和金融市场，似乎和文化、艺术没有太大关系。”中国的艺术市场现在是一个以三五年为周期的市场营销模式，充斥着定价过高的艺术品，市场需要大量的资本才能消化这些高价作品。

　　董梦阳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目前还是繁荣在成交数字特别是拍卖的成交数字上，“但画廊和以画廊为主体的艺博会发展则需要群众基础，只有人们有了艺术消费习惯，艺博会和艺术市场才能真正繁荣。”

　　即使国内的艺博会上出现安迪·沃霍尔、毕加索、莫兰迪等西方艺术大师作品，本身开价已经十分高昂，作为投资项目，没有炒作空间，不再具备购买价值。而同时身为中国收藏家，从自身具备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趣味的取向上，可能更愿意用大量的金钱去推动中国艺术家的发展。

　　“国外画廊都是资本主义商业环境下运作得十分专业的商业画廊，十分务实，对于中国艺博会，不会即使亏本也要参加以示支持，上海当代的实验就被证明是失败的，第一届国外画廊可能来试试水，第二届再来试一下，两届之后，国外画廊的质量就明显下降。”刚在柏林参加了艺术博览会归来的中国艺术品网总经理陈强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如此认为。

　　务实路线会不会导致地摊化

　　世界各地值得一看的艺博会基本都了解自己的定位区隔，“每个博览会都必须知道自己的市场在哪里。” 香港艺博会的高门槛，将大部分内地画廊拒之门外，这使得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如此大规模的一个艺博会，看上去与中国本土市场关系不大。很多好的展位其实都留给了欧美画廊，其中被认为一个后殖民主义的深意存在。

　　今年5月10日到14日举办的上海春季艺术沙龙由上海油画雕塑院主办，显得相当“市民化”，分时段的演出中包括泰拳表演、多媒体水幕、cosplay等联欢会节目，也有玻璃艺术DIY、儿童艺术游戏、彩绘旧家具等老少咸宜的艺术普及项目。进门第一个白帐篷里的思竹画廊主推高仿作品，同一件作品，艺术家原作数万元，高仿只需上千元，并置陈列，画廊方面表示高仿卖得还不错。

　　“我们的上海春季艺术沙龙，没有话语权，或者说没有选择能力，所以在各个基础上，我们只能做‘百货百客’了，因为要保证艺术质量，销售的作品不管你是靠哪个门派，只要有一定的艺术水准质量的话就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定一个标准，哪一种类型的我们要，今年搞青年的，明年搞另外一种类型，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一点。从中国整体来看都做不到。”上海油雕院常务副院长肖谷在谈到今年首次在户外举办的春季艺术沙龙中还有玻璃艺术品的介入时如此解释。“画廊作为一级市场，价格都是一元一元叠加起来的，总价实在，而二级市场是一口一口叠加起来的，总价高，不实在。”

　　5月18日，紧随其后在上海花园饭店举办的上海城市艺博会，把艺术品集中在酒店房间内展示，这种新颖的展示方式让参观者们更亲近艺术，同时也显示了城市艺博会并不蓬勃的野心。

　　曾经标榜“前卫”的画廊如今已经不惜模糊形象开始务实之途，在画廊已经不再野心勃勃成为“顶尖画廊”的整体大环境下，中国艺博会的务实便进入一个两难境界——如果继续走国际化的道路，关税、藏家等种种细节已经显明，短期内这条道路无法走通，如果放下架子，索性走低端化的道路，像上海艺博会那样以“销售额”、只求卖掉、百分百的展位出租率为成功的标杆，那么将会立刻变成地摊式博览会，自娱自乐。而艺术博览会一旦变成地摊式博览会就面临着“万劫不复”，再也无法高端化的境遇，高端的国际画廊不再介入，高端的中国画廊也不会再介入。

　　“一个艺博会对于区域的文化的特质，要有所体现。而不是一味地说，今年的展位出租非常之火爆，没有一个剩的，而且展位费价格都提升了，这不是艺博会的一个真正的标志。真正的艺博会应该是有一个学术品位的，一个具有艺术风向标的平台，这个艺博会我认为在一级市场上，才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良性的。”中国艺术品网主编陈强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说。

　　地域化会不会成为国内艺博会最后的救命稻草？“上海艺博会需要的是更多的包容性和地域性，每次都有一个具备很强学术性的母题。所谓的地域性就是保持江南文化的特点，既不复制北京，也没有条件直接嫁接国际艺术博览会，会水土不服。”肖谷说。

　　“面向国内资源不够，面向国外资本不够。”有艺术评论人士这样调侃国内的画廊业和以此为基础的艺博会。没有那么多的顶级专业画廊可以撑起“雄心勃勃”的艺博会，而从艺术创作的层面上来说，以资本营销推动艺术市场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还是需要创造力的突破来拉动商业。毕竟艺术市场的商业是一门特殊的商业。(朱洁树实习生 崔欣琪对本文亦有贡献)

关键词：艺博会　国际化　画廊　艺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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