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人类学家》　　(英) 奈吉尔·巴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因为他的这部名著《天真的人类学家》，而被称为“人类学界的卓别林”，可以想象在人类学界的著述中，这是本怎样的奇书。它的“奇”，首先是因为虽然它的属性无可争议地会被划归在人类学民族志的范畴，却在风格上与大多数的民族志截然不同——既抛却了晦涩的学术术语，也没有难以令非专业人士敬而远之的人类学理论，而是以一种学术著作罕见的软性视角和英国式的风趣幽默，真实有趣地记录了作者两度进入非洲喀麦隆某个不知名的部落，对多瓦悠兰部落进行田野研究的过程。

　　传统民族志往往都是将笔墨着力在如何全面展现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上。这往往会导致民族志在表述上的八股文倾向，即按照人类学的几个主要研究领域顺序描述特定社区的文化与社会状貌，从而使很多民族志在文体上如出一辙。这种视角上天然的全知全能的优越感，却使得想要揭开被研究对象脸上蒙纱的希望越加渺茫。而巴利虽无法摆脱这一背景，却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志著述方式——从如何获得签证开始，巴利仔细描摹了他步步深入目的地的田野经历，既有如何与当地官员唇枪舌战，又有与当地传教士的意外结缘；而对于所见的一切，巴利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这些未开化的地方，何以一样会有贫富偏见？多瓦悠兰人为什么会歧视自己的母语？而因为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巴利的无奈和疑惑则常常令人捧腹不止——比如巴利曾经对多瓦悠兰人喜欢的惯例说法十分困惑：“我问：‘谁是庆典的主人？’‘那个头戴豪猪毛的男人。’‘我没看到头戴豪猪毛的男人。’‘他今天没戴……’”

　　至于旅程中不断出现的经费、交通、沟通等等看来与学术无关的问题，巴利都以一种足够坦诚并且幽默的态度记录着。于是，我们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一个踌躇满志、天真的英国人类学家，骤然降落到完全陌生的非洲部落，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冲突，令他陷入窘境而笑话百出。

　　令人感慨的是，巴利这种看似不够学术的态度却极真实地体现了田野工作的当时性，而这并没有令多瓦悠兰人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状貌退居后台，相反这种人类学家与当地人互动的情境式的再现，让多瓦悠兰人变得真实可触，而非只是存于冰冷文本中的被研究者。

　　其实，就连田野工作的“发明者”马林诺夫斯基也曾经在他的一本著述中流露出自己并非全知全能，而是有缺点的凡人，但据称，这样的论调激起了人类学界的愤怒——本该是以一种完美姿态，甚至是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姿态去揭露一个陌生而原始的世界，怎么可以持有自我怀疑的态度？但当质疑之声渐渐退去的时候，这一论调迫使人类学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进而，田野作业文本记录的可靠性、人类学的表述危机，乃至人类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特质都不断被重新审视。

　　时隔多年，巴利在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中靠他自称的这些“非人类学”、“无关宏旨”、“不重要”的田野记录，以情感和实例再一次袒露了田野工作的困顿以及人类学家本身的局限性，以一种宽容之心巧妙地直面了人类学研究中的悖论。虽然，巴利之后，这个悖论依然存在，但巴利的迂回和智慧，却让我们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而后得以一种直面而非回避的态度勇于反思，而这样的反思令人类学这一学科生机勃勃。这也是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