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晚，由艺术评论家吕澎、艺术家周春芽等人发起，保利拍卖承办的“情系灾区，倾情奉献——中国当代艺术家为地震灾区捐献作品义拍”活动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此次拍卖的117件拍品，除2件作品被临时撤拍之外，其余全部卖出，创造了成交率100%的艺术品拍卖奇迹，也成为目前总成交额最高的抗震救灾艺术品拍卖专场。此次义拍共筹得善款8472万余元，全部捐给中国红十字总会，定点用于灾区医院与学校的重建。除百缘堂捐赠的两件颜文樑作品留待下次拍卖之外，其他拍品全部拍出，这些拍品来自一百多位艺术家、收藏家和艺术机构的捐赠。直到拍卖结束后，还陆续有其他艺术家要求参与，一些在希腊参加中国当代艺术展览的艺术家也从海外发回信息表达参加的愿望。因此拍卖结束时，主持人宣布保利拍卖将于6月展开另一场赈灾拍卖的筹备工作。

5月12日灾难发生当天，身在北京的吕澎直到深夜才与在四川的家人取得联系。成都的家安然无恙，但这次地震让他几乎失去了另一个家乡——震中汶川、映秀正是吕澎知青插队十几年、度过青春年月的地方，从心理上，他对这个地方有着不亚于故乡的归属感。这种心理的震撼加上社会责任感，促使吕澎成为最早发出艺术品义拍赈灾的组织者之一。谈到这次义拍活动的发起，吕澎讲到：“（地震）次日，我与广义和春芽通电话，他们提出：‘作为艺术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因为成都机场关闭，不能从北京回到成都，只有在王友身的工作室与周春芽电话商量。很快，我们就决定：我留在北京组织艺术家举行一次当代艺术赈灾拍卖。周春芽马上与赵旭联系上，经过很短的时间，赵旭就与我沟通并达成保利组织这次当代艺术赈灾拍卖的活动。我随即便通过多种方式与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张培力、吴山专、何多苓等数十位艺术家联系。先后回来的信息非常积极，没有人有任何犹豫。有些我没有去电话的艺术家在听到消息后主动来电来短信，希望捐献作品，支持抗震救灾。我收到的短信的语言经常是‘请写上我的名字’、‘算上我一个’、‘全力参与’这样的字眼，让人非常感动。”5月27日举行的保利拍卖新闻发布会上，周春芽也深情地说“1980年，我和晓刚从成都出发，经过灌县（现都江堰）、旋口、映秀镇、汶川、米亚罗再上高原去实现我们年轻时代的艺术理想。近三十年来风风雨雨，有多少失望、多少荣誉伴随着我们走完人生的路。今天，那一段美丽的道路遇到了灾难，我们去帮助修复它吧，去找回从前追求色彩的梦想。”

最先响应号召的“青城山·中国当代美术馆群”8位当代艺术家大多数为赈灾义拍绘制了新作，王广义则捐出了自己收藏的心爱作品《大批判—快递》。在这个长长的作品捐赠名单上的，还有杨少斌、曾梵志、刘野、刘炜、毛焰、叶永青、钟飚、谷文达、展望、任小林、尹朝阳、季大纯、徐冰、李磊、丁乙、罗中立等人。川籍艺术家贡献了自己的最大力量，占此次拍卖参与人数的三分之一，并且捐出的多为新作和大尺幅作品。从艺术本身的价值来说，吕澎认为赈灾义拍有着超出金钱的意义：“艺术家们的这次行动是一次生动而有说服力的事件：当代艺术正在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他在现场对参与竞拍的爱心人士表示感谢：“无论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还是从艺术担当的责任来看，这些作品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关心灾区的收藏家来说，现在正是通过收藏这些作品做出贡献的时候。我想，你们的收藏，不仅表达了对灾区人民的援助，同时，你们也通过拥有这些作品见证了这次巨大的灾难，而对于子孙后代，你们的见证就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同样最早启动的艺术品义拍活动“共同渡过·中国当代艺术界赈灾义拍”由嘉德拍卖组织，5月27日八点在北京嘉里中心饭店开槌。与其他相类活动不同，嘉德赈灾义拍的送拍作品中，影像、照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买家似乎也多为此而来，影像作品的成交率明显高于架上绘画作品。由于送拍人本着慈善救灾的目的，大多未设起拍底价，许多影像作品的成交价格并不高，如杨福东的送拍照片成交价格甚至低于画廊售价。尽管如此，大部分作品成交后，全场观众都会为最终胜出的买者送上掌声——以爱心的名义，世俗的目的性在这里低头。正如开槌之前，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张延华女士所说，抗震救灾系列义拍是中国艺术品拍卖发展十多年来第一次与社会责任的紧密相连。

2008年5月30日18时，中华世纪坛大屏幕厅，匡时拍卖组织的“为了孩子”赈灾义拍也以100%的成交率圆满地落下帷幕。本次“无佣金、无底价”义拍共筹得982万元善款，所有款项全部存入民政部指定账户，用于灾后文化教育设施重建。这次活动5月20日才开始启动，但与前两场拍卖不同，“为了孩子”赈灾义拍的发起人中国文化部、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同时是拍卖善款的接收者和使用者。拍品中，国画作品占了相当的比例，中国美协主席靳尚谊捐出的1978年创作的油画人物作品《放牛娃》以180万成交。

五月中下旬，这样的艺术品拍卖活动在全国比比皆是，而价格正火爆的当代艺术作品为善款筹集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或者说，当代艺术家们在募捐中尽了相当的力量——以保利义拍为例，仅张晓刚的一件作品就募得1254万元人民币的善款，“四大天王”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方力钧的作品共募得资金人民币3000万。

川籍艺术家在前线

“蓝顶”是成都最大的当代艺术家工作室聚集区。2008年1月，周春芽组织蓝顶其他艺术家发起了“2008蓝顶四年”用艺术拯救生命慈善艺术展，60多位艺术家自愿捐献近70幅作品，用全部画款救助一位身患白血病的女孩。在展览“缘起”中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在七年的痛苦折磨和生死边缘的几度挣扎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许晓英坚持到今天不是没有原因的，也许就是为了这一天——在蓝顶艺术中心四周年的纪念日，蓝顶的当代艺术家们将首次为了慈善联合起来，用义卖拯救一个苦苦支撑的生命。用艺术拯救生命，也许便是艺术最崇高的价值所在。”“我觉得艺术家要搞好艺术的话，肯定要有一颗很善良的心，艺术家本来就是很善良的，艺术创作也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周春芽在此次活动中，如此阐释艺术家的精神。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突然发生，四川成为受灾中心地带，川籍艺术家立刻被问候的电话、短信淹没，好在他们多在成都，没有生命危险。反之，这些川籍艺术家是最早自问“我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自救？”的一批人。在震中辐射区，他们对灾难和恐慌感同身受。5曰13日得到“赈灾义拍”发起的号召，川籍艺术家也即刻成为最积极的响应者，无论是身在川内的周春芽他们还是在川外的张晓刚等艺术家，第一时间回应发起者吕澎之后都开始了义拍作品的选择、创作，甚至专门为此连夜赶制画作。

成都周边的县级市（区）受灾都较为严重，但成都市区基本完好，加上成灌（成都-都江堰）高速公路的畅通，成都变成为了抗震救灾前线的大后方。身在成都的艺术家又多了一份责任——到前线去。这不仅是他们自身的责任，也是身在外地的四川籍艺术家的嘱托，更是全国艺术家的期望。

地震发生当晚，成都蓝顶艺术区的当代艺术家们就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抗震救灾，购买大批灾区急需的矿泉水等物资，第二天自行组成车队送到灾区；隔天的5月15日，他们又随金牛区救灾小组前往救灾现场；5月18日，蓝顶艺术家们多方协调，从外地调购的遮雨彩条布、手电筒、消毒剂等两货车物品再次送到了灾区。何多苓、何工、陈默等艺术家、批评家从5月18日开始，包括5月19、22、23、24、27；6月1、2、3、4……连续多天持续进行运送物资的工作，他们放下手边的工作，去成都的市场买到米、油、蔬菜，自行开车把所筹集粮食送到受灾比较严重的都江堰、青城山、映秀、银厂沟、彭州，并在“六一”儿童节时给彭州白鹿镇的儿童送去了毛绒玩具等礼物，陪他们一起过节。

远离灾区的人们或许体会不到这种近在眼前的、赤裸裸的痛，对川籍艺术家来说，这些受灾的同胞就像自己的家人邻居，他们的责任心不允许自己视而不见。轻灾帮重灾，凭着做艺术的“善良的心”，这样自发的救助还有很多，数不胜数，直到今天——或许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仍不断为救灾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艺术的承担

从世界艺术史角度来看，现当代艺术家在社会中承担的作用非常正面，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会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发现和思考，真正经典的作品则担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指引。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欧美的当代艺术家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担当着政治家的作用，让人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例如波普，你可以说它是哗众取宠，也可以说它是对现实喧嚣的批判，或者说让民众警醒古典文化的沦丧——怎样理解都可以，把这个问题摆在观众面前，艺术家的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的工作由社会舆论替他们进行

这样参与社会批判的风格很不同于中国明清以来绘画的“出世”传统，朝代的更替、局势的动荡让艺术家们奉为上选的价值观变成了“莫谈国是”，明哲保身。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回归正常的经济发展之时，这种逃避责任，用以自娱的短暂传统依然一统天下。中国的艺术系统——包括整个文人系统最为缺乏的便是主动性。 这个时候“星星”出现了，’85新潮出现了，艺术家们认为自己作为社会公民，有义务把自己认为好的、适合社会发展的审美观展现给周围的人们，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每个行业的先驱者都想到了一处。起初，中国的当代艺术活动只是小圈子的相互欣赏评判，但这股风潮逐渐影响了整个社会——中国人经过漫长到不正常的封建压制，忽然有了自由，一时间不知道要怎么去用，比如今天网络上充斥的无理谩骂和人身攻击，就是这种面对自由所表现出来的不适应性。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充分的出口，很快就失去了控制，无数自觉不自觉的力量推着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们用爆发的力量向前突破。这个时候，社会的责任感已经被口水淹没，连艺术家们自己都来不及思考，自己该在社会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回归与救赎

多难兴邦。在灾难面前，一切身外的欲望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个时候，道德以及责任作为人之于社会的本真反而浮现出来，人们似乎是一夜之间发现，原来整个社会包括整个人类，彼此之间息息相关，社会不过是一个相互扶持的整体。

艺术家们凭借自己的职业敏感，都发现了这一变化。周春芽虽然多次领队送物资到灾区，他仍有着一种负疚感“在天灾面前，艺术家什么也做不了”，这个想法几乎是川籍艺术家的共识。因此，在义拍作品征集中，川籍艺术家和川籍艺术家的朋友们——包括王广义、张培力——捐出作品的时候没人考虑自己的作品尺幅多大、耗费多少功夫、可以卖多少钱。在丧失的生命、夷平的城市面前，无论怎样努力补救都显得微不足道。他们作为当代艺术家所做的一切活动，可以说是对他人的救助，但同时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救赎。

中国当代艺术因为依靠国外买家的收藏和炒作而火爆，一直以来受人诟病，认为这样发展起来的当代艺术已经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当代艺术家们沦为西方投资家们的走狗，西方艺术门下之徒。但事实上，从1992年广州双年展开始，中国的投资者们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介入到艺术品的收藏中来，而从最近几年的拍卖情况来看，许多中国藏家的眼光和魄力已在最初的一批西方收藏家之上。新生的当代艺术需要一个被扶持着发展的过程，30年来，当代艺术家们探讨着中国的社会问题，这种思索和探讨的过程在作品中一一呈现，被西方藏家们看好，而晚熟的中国艺术市场也逐渐学会了从作品本身来解读，而不是看好它的价码牌。一切都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艺术作品、收藏家同样在成长成熟。

一场灾难，让艺术家看到了自己能为社会做的事，看到自己首先作为中国的公民应该负的责任——即使说炒作也好，至少没有人逃避这份责任，明知道会招来无数骂名依然“顶风作案”，毕竟募集到的资金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而这次的表现，也让社会看到当代艺术家们并不是之前想象的那样冷血和自私，艺术家们有自己的行业组织，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角度出发的独立决策能力。

从1980年代被压制、二十世纪末期被捧上天，到前些时的众矢之的，观众们很少把当代艺术当作一个普通的、功能多样的行业来看待，当代艺术家们自己似乎也超越了作为社会人的根本，越来越不关注“人”本身。而事实上，从中国的当代艺术开始接受中国藏家扶持的一刻开始，它们就开始了本土回归的过程，开始恢复艺术本身的功能——引导社会的审美观、点出人们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社会的问题。这些都是责任感的体现，即使脱离经济因素，艺术的这些功能也完全独立而不受损害。在漫天喧嚣的“经济泡沫”声中，这些功能被淡化了，能看到艺术本身价值的观众比例越来越小，因为有越来越多只看到价格的人们参与进来，“艺术品越来越贵，越来越不值钱”的呼声越来越高。

灾难把世俗剥落，许多本质重新突现。

在这次事件中，当代艺术家们用金钱拯救生命，同时也用社会责任感救赎了当代艺术本身。

20080604

发表于天津美术学院学报《北方美术》200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