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高更的焦虑曾给身处20世纪80年代思想状况的艺术家带来影响，而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似乎已经能够给予无视或不予回答。

熟悉艺术的人对这句曾深深影响了张晓刚等艺术家的问话再熟悉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或许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和对艺术的理想，大批的年轻艺术工作者和诗人们聚集在北京郊外的圆明园周围，形成中国第一个著名的当代艺术聚居地——“圆明园”艺术村，他们游离在北京周围用身心与实践来回答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并被赋予自己独特的身份——“盲流艺术家”。当然，他们或许也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自由。谈起“圆明园”艺术村就像谈起今天的宋庄一样，栗宪庭这个名字谁也绕不过去。在“圆明园”时期，这位《中国美术报》（1990年1月1日停刊）的编辑“将无私的献身精神、激进的艺术思想和乌托邦的友情融为一体，对美术界的前卫艺术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⑴让那段历史像少女一般拥有完美青春的人们所拥有的或许仅仅是理想两个字。但这简单的两个字已经足够。

我们还有理想吗？或许我们应该先区别什么是理想。

执政党的宣传无可置疑地可以被定义为伟大——这是一个无比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简单的是，执政党在执政的那一刻便拥有了操纵国家资源的权利；复杂的，则是他们在掌握国家资源基础上的所作所为。而更为简单的是，每一次的“国家宣传”都拥有无比的合法性——国家政策。苏霍姆斯基提醒人们：“十分重要的是，关于祖国的豪言壮语和崇高理想在我们学生的意识中不要变成响亮的然而是空洞的辞藻，不要使它们由于一再重复而变得黯然失色、平淡无奇。让孩子们不要去空谈崇高的理想，让这些理想存在于幼小心灵的热情激荡之中，存在于激奋的情感和行动之中，存在于爱和恨、忠诚和不妥协的精神之中。”而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关于祖国的豪言壮语和崇高理想在有效地持久之后，慢慢地成为所谓的“民族精神”。现代人似乎已懒得去深究“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这样有意义却无效的问题，似乎我们已经不需要潜意识的共有的精神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动物性的简单分类。当这种强迫性的崇高理想变为客观存在，人们似乎要与被玷污了的“理想”一词做彻底的决裂，甚而“理想”一词已经成为了国家崇高理想的代名词。和平时期似乎早已不需要“治国平天下”，需要的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纳粹德国和日本用对外扩张作为手段消解国内问题，这虽然很好地解决了国内的内部矛盾，但在历史面前，那些做法不仅仅是错误这么简单。除此之外，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恒久不变的硬道理。历来强调“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的中国也开始了新的尝试。1990年12月上海股市开业，1991年7月深圳股市挂牌，股民激情万丈，股市有风险但在热力四射的金钱诱惑面前人人发了疯，股民被股市套牢的不仅是那点小钱，而是他们全部的无限欲望。在1992年，“这一年的每一种时尚几乎都可圈可点。当年‘上岸’的弄潮儿晒干了裤腿以后又下海了，越来越忙的人们丢下一句‘有事Call我’就不见了。孤独的乡村教师重新翻出了当年的大学课本，‘考研’不是为了深造而是提高身价好去南方发展。带着大包现金去南方做买卖的商人们一到晚上就要去‘洗头’。繁荣未必就‘娼’盛，但‘小蜜’们在这一年明白了一个致富道理，跟着钞票走，紧拉着老板的手，老板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紧紧攥着的是重达将近1公斤的‘大哥大’。”⑵从此之后人们将崇高的国家理想抛到了脑后，并有了新的理想——钱，而此后再谈理想不免被人耻笑：理想值几个钱？

和平时期的普世价值依然难以追逐，当价值观发生集体性扭曲，似乎已没有必要再谈理想，匆忙的街上，人们相视而笑，沉默的背后是一种嘲笑与自嘲——“我还不知道你？”

我们还有理想吗？或许我们应该先检查一下我们的理想萎缩了多少。

近些年，“中产阶级”一词不断的跳入人们的视野，国际化了的中国富人们开始试图为自己争取更高层的社会地位，用“中产阶级”这个新词汇取代“暴发户”的粗俗，只是这种“上流化”过程的第一步。词语是有魔力的，“暴发户”们由最初被羡慕的对象便变成后来被鄙视的代名词，也成了低俗，没文化的代言。而事实上，没有哪些获得财富的阶层会满足这一称呼。这在法国的资产阶级那里可以找到先例，被称为迂腐的法国贵族阶级被代表新发展的资产阶级推翻之后，法国资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除了在财富上超越了贵族阶级之后，其他方面都远远不如后者，尤其是文化和社会责任方面。“附庸风雅”随之在法国兴起，除了开始文化上的投资与艺术上的收藏之外，资产阶级开始讲究自己的用餐方式和欣赏音乐的能力，事实上是在向他们的敌人靠拢。历史总是相似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们不久前也开始了他们的“讲究”，在金钱堆砌的豪车、场面、奢侈、富二代之外，他们开始学习高尔夫、收藏、音乐欣赏。对比法国，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但我们在向谁学习？国际化下的接轨除了我们自定义单方选择还有什么？除了“抄袭”，或许更多要学的应该是在道德底线和普世价值之上的创造。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艺术界受到两股春风的“吹拂”：现代主义和市场经济，直到80年代末，今天中国的著名当代艺术家们或言拍卖明星们依然过着惨不忍睹的日子，买不起颜料，买不起画布，不断地覆盖自己的旧作，阴暗的房间里潜藏着无限的梦，现代主义告诉了他们什么是自己。然而与他们不同心态的艺术家敏感的嗅到了市场经济的利益，放弃绘画从事广告、设计等行业并迅速改善生活的人比比皆是。而面对今天的艺术市场，那些“先知”的后悔者也比比皆是。

被长期“弱化”的个体，开始了个体的解放，当“通过合法途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发布之后，嗅觉敏锐的生意人马上便“下海”，“弱化”的个体不再弱，主体意识迅速增强，不自觉中，以自己的努力不断的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在理想方面，大家迅速走向“终极价值”论的漩涡，一夜之间，“不管白猫黑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传遍天下。理想？理想值几个钱？

我们还有理想吗？或许是我们丢掉了我们的理想。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的两句话无不在向我们交代“我”与“天下”的关系。时至今日，“独善其身”乃是正统，“兼济天下”则是多管闲事。请不要将理想与目的混为一谈。

在管理者那里，“无为而治”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与时俱进得来的是“稳定压倒一切”，而在抛离文化根基的拜物社会里，似乎还有一种超然的管理方法——“无为而自治”，它超出了管理的基础——集体，重新完全回到个体，每个个体都是一个自我满足的“无为而自治”的有效个体，以安逸和快乐为目的。这显然背离了爱因斯坦的言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而在后现代那里，我们更能够看清关于现代社会的诸种变化。

到了20世纪80年代，布希亚开始用后现代主义的属于来归结有关现代社会的诸种变化。于是，他又采用了一些新的术语，比如“拟象”（simulation）和“内爆”（implosion）等来形容当代资讯社会的种种迹象。他指出，当代社会资讯工业的蓬勃发达，已经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及其结构。生产变得不再十分重要，而资讯的传递和保存则至关紧要。因此，就出现了电脑化、资讯的处理与分送、媒体的传播以及电信网络的发达。这样，“符号”（signs）成了人们生活关键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所谓的“现实”（the real）。易言之，布希亚并不认为外在的世界能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即人们能认识现实。他所强调的是，现实与“拟象”之间的区别由于资讯的大量涌现已经无法存在，已经被“内爆”了。这一结果是，人们无法再认清自己周围的环境并理解其意义。这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虽然人们不断寻求更多的资讯，但资讯的大量涌现却使得人们手忙脚乱，忙于处理，经历和能力于是都被消耗殆尽。⑶

当我们重提“理想”时，其实还是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是心怀理想，哪怕是“猪栏式”的理想——或许曾经执着的坚持自己的理想，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行刑手，它没有独立的精神意志。同样，在现实面前，我们无法用物化的量的标准来回答——理想顶什么用？理想值几个钱？——这样的问题。然而，我们不得不反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把自己的理想丢到哪里去了？他是否还隐约的埋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还有理想吗？请捡起自己的理想并把它埋藏在内心。

2008年初，***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就已指出，2008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可现实现象没有任何的昭示，举国都在期待着奥运盛事的到来。奥运之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没有逃过，艺术市场更不例外。顷刻间，“当代艺术市场崩盘”“艺术市场泡沫破裂”的各种说法甚嚣尘上，难道艺术市场是脱离机制体系以及国内外市场、货币体系的独立体吗？

少来用“学术”的名义为自己辩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知识的人应该同意，这个文化培养了一个有悟性和理解力的民族，我们的传统智慧滋润着这个民族中善良人们的心田，所以，任何有道德、有教养、有人性的人都能够读懂用任何虚假的言辞遮蔽的险恶用心。不要说你仅仅是在讨论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因为你的言辞告诉我们你没有善意；不要说你也承认有真正的当代艺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提交过冷静的学术陈述；更不要说你不怕任何批评，因为传统的智慧提醒我们：你可能属于沽名钓誉、破罐破摔的人。⑷

不仅如此，被人耻笑的理想主义者似乎早已不再存在，市场经济下的每个人都是既得利益者，而唯一的不同是获得利益多少的问题。新生的市场的“虱子”早已进化，他们的理性告知自己如何迎合市场，除此之外，已早已不管其他，即便是脸上的污垢。但是遗憾的是，他们身在市场之中似乎早已看不清“市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繁荣来了，机会来了；危机来了，机会同样也来了。金融危机，全球各国家、行业均在致力于渡过这场危机的努力，而不为他们所知的是，在中国，整个艺术界开始了重新的思考，对市场进行清理性的批判，更有甚者直接将艺术问题归结到市场经济的头上，甚是可悲。这一点上，所谓的批评家们不屑于经济危机带来的机会——推动艺术发展、完善艺术市场，现实面前，首先想到的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彻底的清理，这跟历史上的几次“文化革命”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请重新看待那些市场的实干家们吧，不要只努力的去做一位既得利益者。危机来了，请更多的进行思考，“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春天到了，你准备好了吗？你拿什么来迎接这个来之不易的春天？

危机来了，反思也来了。面对市场，大家开始谈论学术，开始谈论“卡通”式符号画的必然倒台，开始谈论只有“学术”在市场冲击下依然坚挺，并因此举出大堆的“学术（者）型”艺术家，分析他们的市场是如何的不倒；分析哪些画廊没有关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在走学术路线。顷刻间，全国一片暗潮涌动，年轻的艺术家、艺术机构或者不成功的艺术家、艺术机构大呼：“机会来了”、“也该轮到我们了”。殊不知，机会只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当我们再来思考那些没有倒掉的艺术家、艺术机构们，你不免发现，他们在上一个春天就囤积好了度过这个冬天的“柴火与干粮”，他们没有见风使舵，他们在默默的坚持，做自己的理想。你当然可以大骂拍卖“F4”，骂一切，这都无所谓，但是当自己骂累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F4”及其那代人的经历和努力，看看自己缺少的到底是什么。我想你比别人更聪明，但是别人也不比你笨。

思考之下，难免会让人想起“’85美术思潮”，费大为谈到这段时期是说到“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政治上走向开放，而商业化压力尚未到来的空白时期。这一时期为孕育理想主义热情，技法各种乌托邦幻想设置了最理想的温床。”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反思，停止迁怒、停止抱怨？我们其实完全可以重拾自己的理想，踏实的走下去，少一些“马后炮”，多一些理想。尤其那些自认为是“艺术工作者”的人们。Why not？

发表于《艺术时代》第10期

注释

⑴吕澎：《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3月版。

⑵吕澎：《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美术年表，第381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3月版。

⑶王晴佳 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3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⑷吕澎：《灵魂的冬天》，2008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