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现实维度的自觉意识在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恍若忽现，但只是形式上的相似而已，其主旨摆不脱“形式服从于内容”的教条主义的现实主义方法论．其对于现实关注的眼光．更多是采用实用主义的实证方法来直观”摄取”其表达内容的主题性。一直被主流意识所扭曲成为标本的“革命现实主义”在80年代初似乎有了转机，但是整个80年代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多的成分是集体主义情怀和集体无意识，是一个可以看来很严肃的概念，其实质是狭隘的本土农耕文化的同情与赞美，它没有解决全球知识化的精神思考。只是由以前的政治宣传变成了政治诉求或者生活疾苦的简单反映，所以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并不是建立在艺术史的逻辑演化和推进之中。

不同的是，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人从内向外的关注与尊重，向内它开拓现代人的内心层次，凸现人的感性本质；向外它发现语言、符号信息的结构世界，展示了人的理性本质。但是以往的现实主义在对单个人的关注上显然是不够的，它只是想呈现一个真实的外在世界和人，而这个世界和人是时时刻刻变化着的，这时时刻刻的变化又是真实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那么选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成了现实主义最佳的选择，于是时刻变化的人——鲜活个体的人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概括出来的人，大写的人。这个人是代表一个阶级或者是某一类的人，所以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拍即合的原因也在这儿，中国现实主义创作的症结也就在这儿。

从“伤痕美术”到“乡土绘画”，再到“85新潮”，其所谓的接近现实的艺术创作都是在逆反心理的驱动之下，针对的核心是政治的、社会意识的。他们表现的是一代人的思考，而不是真正个体意识的觉醒，所以在八十年代初美术界大声疾呼的自我表现，只是回旋在呐喊的声浪之中而落实不到现实的实处。“85”之后的艺术创作，北方理性绘画、西南的生命之流及反艺术潮流，更是于现实相差甚远。前两者受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他们不约而同的做着以人的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哲理性思考，也就是对人的本质追问。后者受劳森伯格的启发，他们在不断的反传统艺术的同时把西方前现代主义作为他们行动的蓝本，其实质是向狭隘本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的发难，在他们眼里，《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俄罗斯的纤夫而不是艺术，《父亲》是守粪的农民而不是照相写实主义。于是，艺术家冒充哲学家、思想家，使个体的“深刻”掉入形而上的泥潭，艺术作品不得不承担它负担不起的思想重任，这正是当代中国艺术的理想与困惑。

八九以后，八十年代的理想和激情成了不久之后的怀旧与伤感的无奈，而那种试图以西方现代思想拯救和重建中国文化的理想思潮受到普遍的怀疑，大多数艺术家心理再次失落的茫然无奈。“玩世现实主义”出现重新将艺术从形而上的哲学语境拉回到近距离的现实生活之中，他们解构、调侃、反讽、自嘲、无聊的人生态度来消解一切严肃、神圣的社会意识。这一概念被所谓西方后冷战权力话语方式所利用，“现实主义”被限定在概念性的政治符号学上，政治符号成为变相变异的西方权力下的边缘土特产。

所以从根本意义上来说，由于历史与制度双重话语权力的阻隔，集体意志与市场资本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的现实主义一直未能解决现实精神内部的深切内省问题。“现实主义”变成了“附庸主义”和“市场产品”，而知识意志变成了“沉默的羔羊”，对现实表现出难以言说而又不得不说的内在冲突感。

显然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要在今天有所突破，就必须扬弃它的实用主义策略，从两个方面切入：即突破现实主义自身的概念束缚，回归到个体人性的关怀，更重要的一点是怎样以全球视野来面对多元丰富的本土现实。

今天是只有“现实”而没有“主义”的时代。现代性艺术本就是一个向着多元化、多层次化、多种可能性推进的重构语言模式和文化范式的分析时代。更何况新世纪，对于我们来说，在感知、认识过程中，更多地体触到今天多元并存的社会现实。在面对这些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时，如何去理解并用独特的语言和形式去表述这些现实。在这里，态度是基础也是前提，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介入现实这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种态度不是投机性的文化策略，它不是用民族风情或者是“脏、乱、差”的浮光掠影来换取商业上的生效或者是廉价的怜悯和同情，当然怜悯和同情是我们需要的。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已将我们推向一个极度丰繁迭乱的境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让人如此惊心动魄：区域之问的发展落差、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内外系统碰撞与纠缠……剪不断理还乱的冲突感由本土现实向国际化语境中转变，而又不失其价值话语意义。在这样一个现实冲突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冲突与活力，更能体会到妥协之中的矛盾与挣扎，我们更多被表面的光鲜和浮华所眩晕，总是看见闪烁的亮光，而谁又知道它背后的暗涌，总是看见大都会的现代繁荣，谁又体会到简陋工棚中的孤寂。

在面对这些鲜活的现实时，我们是否还抱着以往一笑了之的嬉戏心态，对此视而不见。然而，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态度决定行为，我认为，要透过现实的表象，从杂乱无章的情景中抽离出个体精神的独立性，不是取悦于双重话语权下的现实态度，只有深切的进入现代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及外部生存世界的内部，即面对认知、面对社会、面对历史、面对他者……做出思考的动力，而不是浅薄的符号挪用和自我的贩卖。其次，在国际的语境之下，面对本土现实，在知识的普遍性思考下个体与他者之间共振，这种共振所带来的是作为人的精神独立性，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遭遇，使之在灼热的现实境遇下所碰撞出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