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红花对话夏彦国：乌托邦不再，新宋庄仅仅是个居所

时间：2010年9月11日

　　地点：宋庄某地

　　夏彦国：我们就随意聊吧，你第一次去宋庄是什么时候?

　　藏红花：我记得有一年宋庄艺术节，应该是07年。那是我第一次去宋庄，进去以后看到有人在放鞭炮，我开始以为村民在放呢，后来才知道是为展览开幕放的。

　　夏彦国：那次我也去了，感觉跟赶庙会一样。那时候你有没有走访过一些艺术家工作室，有什么样的感受?

　　藏红花：那时候我们没有走访宋庄的艺术家，去看了一下展览，看了看宋庄艺术节，觉得宋庄挺大的，但是特别乱。

　　夏彦国：你后来去宋庄的次数是不是比较多了一些?

　　藏红花：零八、零九年都去过宋庄，零九年拍片子去的就比较多了，宋庄变化很大。

　　夏彦国：哪些变化?

　　藏红花：街道、建筑物和人，这里的建筑风格很不统一，当然跟这个时代中国所有的城乡接合部差不多。最初从圆明园迁过来的几个人，方力钧、刘伟他们七个人，以老栗为核心，集中生活在小堡村，后来才发展到现在的宋庄镇。随着大批艺术家的进入，现在又来了很多从其它艺术区迁过来的艺术家，居住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听说已达到上万人，艺术家就有4000多，还有很多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做画框的、卖画的、街上摆摊儿的，各色人等，鱼龙混杂。

　　夏彦国：我06年第一次跟朋友去宋庄。在这之前，我看到网上有个艺术家说没钱吃饭，早上睡醒了，就晒晒太阳，中午就对着天空打飞机，下午找个地方蹭顿饭，这好像是梦境一样。宋庄看起来像圆明园时候的艺术状态，但是其实不然，圆明园有政治压力，大家还有个反抗的对象，在宋庄就剩下抽象的理想，很乌托邦。06年我到宋庄，晚上跟几个带有宋庄风格的艺术家一起吃饭，大家都是在讨论画什么好，对于未来都很茫然。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农村，晚上农民聊明天干什么，明年种什么一样，聊完就忘掉了。

　　藏红花：纪录片里我问过老栗，我说：您觉得宋庄乌托邦的理想实现了吗?他回答：不可能了。

　　夏彦国：乌托邦肯定是没有了。随着艺术市场好起来，当然也随着宋庄镇政府慢慢有钱了，开始注重面子工程了，房子好点了，街道整齐了。而且修那个路，又不像城里面的路干净，车过去土扬起很多，跟一般农村没有什么区别。一开始宋庄给我的印象不太好，我也曾写文章说过宋庄给我的印象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收容所，只要跟艺术沾点边的，都可以收。

　　藏红花：是的，都是艺术的名义生存在这里。

　　夏彦国： 艺术市场好起来后，宋庄的房地产项目开始多起来，美术馆多起来，很多有钱人开始盯着这块地。当然，我也看到有些艺术家从穷到非常富裕的情况，宋庄艺术家生活水平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艺术家从07年、08年的时候不再相信老栗，之前听说大家都是冲着教父去的，再往后，他们发现栗老师也帮不了他们什么，经常听到私下艺术家在抱怨，大概的意思是他们把老栗当教父，但是老栗不把我们当家里人。而艺术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帮栗老师解决了一下压力，艺术家开始相信资本，不相信乌托邦，不相信老栗，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不相信什么山头。

　　藏红花：是艺术家的问题，自己的表达最重要，而不应该仅仅关注自己的价位，甚至有点投机思想，希望能被老栗点石成金。任何领域都有一套成功学，但是艺术家不应该有，这是毁掉天才的最好办法。

　　夏彦国：嗯，艺术创作需要天赋，可以取得世俗的成功，但不一定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接着我刚才的说，近几年，艺术市场好起来，加上网络信息的传播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再加上各种真实的灾难，我们的生活开始没有焦点。老栗在宋庄也不是焦点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变化，最后导致了宋庄群体艺术家自由精神的解体。

　　藏红花：是的，我有同感。跟深居底层的艺术家交谈，他们觉得宋庄已经是不堪的现实，越来越没有美感，越来越不自然。被资本操作的，被政府操控，玩于掌骨。甚至一直强调“重要的不是艺术”的老栗，自己都不重要了。重要的不是艺术，现在重要的不仅仅不是艺术了，还包括重要的不是艺术家，重要的不是艺术批评家，重要的也不是老栗，谁都不重要了，现在就是利益。因为老一代艺术家的使命完成了，宋庄变成动物庄园，不断涌进的年轻艺术家是不是还要做着那个梦，还要学习这种成功的案例。有艺术家把自己打扮成成功人士，跻身商界和娱乐界，聚光灯下，杯光交斛中，或许能够找到一种虚幻的成功感吧，这恰恰反映了他们精神世界的虚弱。

　　最近，有位成功艺术家出了本书，绝对是艺术领域最经典的一部成功学文本，这让我感到无比惊讶。因为艺术史上从来没有所谓成功的艺术大师会写一本这样的书，达利、杜尚、毕加索，古今中外，在艺术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是这样的艺术家，这种运气和侥幸不可重复，就像一个农民成为打工皇帝一样，这个时代造就了一种中国梦想。一夜暴富是有可能的，但是靠咀嚼着这样的梦去生活，而且把它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会很焦虑。

　　我在做一个纪录片也叫《玲珑塔》，讲宋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得从圆明园讲起，从圆明园到小堡，再从小堡到现在的宋庄。我觉得宋庄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划分或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一种现象，呈现了一种跟这个疯狂的时代同样疯狂的艺术生态。老栗当初或许是想制造一个乌托邦。但是，这几年宋庄的发展，导致的是农民疯了，政府官员疯了，艺术家也疯了，我觉得再也没有比这个现实更荒诞的了。

　　夏彦国：研究当代艺术这几年发展的现状，宋庄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对象来研究。居住在宋庄那个庄子上的艺术家，更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他们的构成已经开始变化了。艺术创作开始多元化，不再是大脑袋，哭笑的，不再模仿政治波普、艳俗艺术。

藏红花：风格化的时代应该终结了。一些符号，几种图式是不能概括这个纷繁的时代的，更不能表现艺术家的个性，样式主义注定是要过去的。在这之前，艺术市场最火的时候，尤其是年轻艺术家，似乎都是在模仿前人的成功，创作的作品都与自身的生命体验无关。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前一批所谓成功的大腕，是被选择的，被玩家和藏家给选择，跟时尚界和媒体合谋，跟他自己的智商、才情、艺术水准都没有太大关系。所以艺术家怎么选择自己的道路，未来的艺术家是不是还要永远仰望着几个光头，大板牙，苦哈哈的甘心自己做草根、底层，这就是问题。艺术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好反映了这个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最近网上说，宋庄应该叫宋庄大芬村，艺术家批量生产艺术品，再贴上宋庄制造的标签，典型的宋庄生产模式。

　　夏彦国：变化一直在持续。尤其是在去年，北京各个艺术区都在拆迁，只有宋庄作为官方艺术区给留下来了。拆迁之后的艺术家无处可去，有的迫不得已来到了宋庄。宋庄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在户籍管理上也相对成熟，来这里的艺术家也可以像村民一样生活。但是，我想，这也意味着艺术家从散养到圈养的开始。我担忧来这里的人慢慢没有了生气，跟城里的百姓一样，开始稳定，而一旦稳定下来，就需要维护正常的稳定的物质基础，于是物质压力会逐渐跟城里人一样。然后变得越来越理性。中国现在不缺理性的艺术家，缺感性的艺术家。

　　藏红花：我们的生活过于机械化。

　　夏彦国：对，跟现在这个时代一样变得机械化了。中国更多的艺术家，因为市场的原因，越来越理性，他们知道画什么，知道做什么，哪一步需要怎么做，都是非常非常理性的，非常周密的计划。

　　藏红花：包括对个人成功的运作，都是非常有步骤有设计的。

　　夏彦国：对，像温老师文章《野狗庄杂记》里谈到的网络游戏，从一开始是狗崽到狗屌，最后到狗圣这几个环节，一步步往上成功。

　　藏红花：他这是一种调侃，但是喜笑怒骂中充满了严肃的思考和判断。

　　夏彦国：读他的文章挺给劲的，令人兴奋。他的文笔好，圈内的评论家，现在的文章没有写的文采飞扬的，我们现在中国的评论家跟艺术家已经快差不多了，越来越理性，看到一个作品，越来越理性知道怎么去套方块，有固定的模式。批评家应该是很理性的思维去分析问题的，但是目前来说，理性的过于机械。这个社会生活，谁都希望更富有，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也出了一些问题，所有的东西都是以金钱为目的，就像白岩松前两天刚出了一本书叫《幸福了吗》，也谈到了我们价值观出了问题，我们的价值观不再去崇尚生活美好的东西，精神上幸福的东西，所有的焦点全聚集到物质上，我们政府的宣传，大学的教育，整个社会的传媒机构所传播给我们价值观就是物质，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艺术家应该超越这些东西的，相反，我们的艺术家没有超越这些东西，反而比大众更加踊跃的去追逐这些金钱和利益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天才的东西肯定要流失掉。我一直以为艺术家应该算是最出色的知识分子，可是看看我们现在的当代艺术到底给社会创作了什么价值!

　　藏红花：金融危机，艺术市场泡沫破灭以后，艺术家才开始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资本游戏的玩物，艺术品也不过是资本链条中的一环。

　　夏彦国：但是新的一轮泡沫又会被吹起来。

　　藏红花：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艺术家应该警惕，上一轮的泡沫怎么产生的，到最后这个泡沫怎么破灭的，应该思考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夏彦国：你在拍纪录片的时候，采访对象都是老一代的人?

　　藏红花：不是的，为什么叫《玲珑塔》，其实是以方力钧在2009年艺术节时做的，矗立在宋庄中心环岛的一个七层塔形雕塑命名的。我问过方力钧这个作品的创作思路，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当然我觉得对宋庄的社会形态来讲，这个塔是最贴切不过的，是个象征物。

　　夏彦国：我第一次看到那作品，感觉那是男性生殖器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