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健在的老一代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的艺术造诣或者说贡献到底如何，也许要用几句话来概括不是简单的事情。而他的艺术造诣与其作品的价值那又是两个不完全重合的概念，就像作品《毛主席去安源》一样，作品所反映的艺术水准不一定与其价值（作为事件记录的文献价值，和在市场流通的货币化的价值）成正比，作品一旦完成，它就会与其特定的时代因素相关联，从而转化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艺术家也一样，一旦他以某种方式与特定的艺术事件、对象、时间发生关联，他的特定的历史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我赞成一些评论家所倡导的评论艺术家的作品要关注到得与失两个方面及其艺术作品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所呈现出来的局限性。但是一味地否定或褒扬艺术家，尤其是以一种“造神”的方式去为一个艺术家立传，大可不必。当下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此在，因此很难以建立一个包含“古人——来者”的全方位评价体系，虽然从吴冠中个人的艺术面貌来看，其艺术风格在中国也是属于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样式，但是这并不表明艺术家不会“衰年变法”（哪怕只有一点可能性也要纳入考察范畴）。因此他不应当，也不可以被一棒子打死，说“他一生的艺术价值，莫过于‘零’”（王旭：《吴冠中的尴尬》），更何况吴先生还常常以“擦边球”的方式为艺术界的发展空间振臂高呼呢！

当然，艺术争鸣固然值得发扬，可是没有必要口不择言。在勉为其难的同意吴冠中先生在为中国艺术发展之空间而战的同时，又以已心度吴冠中之腹，说吴先生的“真话”是“源于对半殖民地时期的鲁迅的崇拜”，就算是，那又怎么了，难道鲁迅先生的人格有什么问题不成？说“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严格的说来源于刘海粟，吴冠中的‘文字画’来源于林凤眠。其实，他本人也没有‘创造’什么出来。”这几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很有问题。试想，今人会说王羲之在书法上什么贡献都没有吗？不会，可是我们拂去历史的灰尘，可以看到同时期与其书法风格、造诣相近者大有人在。能创造当然好，如果不能，能够慧眼识珠，或者是发扬光大也同样是贡献，何况“笔墨等于零”还兼有武器之锋芒。

有些批评家看不惯吴冠中先生的永不言休，哪怕是把一画笔指向一群“太监式的”、“不下蛋的鸡”。虽然，我也不赞成废除画院之说。其原因并非李小山在《我看龙瑞驳吴冠中》中所言：“我想人们早已忘记画院存在的理由了，我的意思是，画院就其功能而言——如果国家愿意花钱扶持这门传统艺术的话，应该是集创作和研究于一身，应该是专家好手汇集之所。但是这一功能早已荡然无存，它既没有将中国画这门传统艺术发扬光大，也没有培育出第一流的画家。”国家画院历来是作为一种国家体制的符号而存在，在过去有它特定的价值。国家重视文化艺术的发展，则画院兴，国家强化专制则画院哀。历史证明，它有它的价值，诸如涵养民风，编修图典，图影纪事等，我们没有必要去否定的存在。尽管总体而言，在中国传统美术史上，御用画家的贡献远不如民间画家。这说明国家画院的存在其实与中国艺术的发展规律从来就没有必然联系。前者的价值主要是一种文化方针的昭示。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另一个情况，那就是御用画家与民间画家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线，所以关于国家画院对于艺术家的约束问题就成了一伪问题，但对于一个伪问题的探讨会导向深层的认识，诸如对艺术行业管理的相关政策的认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