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渠先生的文章里面充满了焦虑，我就想到布鲁姆《影响的焦虑》里提到的对付前驱影响的六种策略，但是渠先生使用了里面没有列出的第七种策略。

　　咱们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刑事或者民事的纠纷或者案件，非得有一个判决。所以这种事情到头来就是一个面子，争的是谁比谁更光彩一点。渠先生的策略就是在极力表示自己没有抄袭我的同时还列了一个明细单，交代了自己实际上受谁谁的影响，好象受老外的影响还是更有面子一些。

　　很早以前，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了渠先生的作品跟我的很像，问我怎么想的，我说其实是不一样的。

　　前几天，翁小姐给我打电话说她写了一篇文章，让我看看。看完以后，很感动，因为人家替我打抱不平。所以虽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渠先生的作品而不愉快，翁小姐的文章还是迫使我认真来思考这个问题。

　　在这个以生产赝品而著称的国度里，我们的思考的确非常不值钱。就象我对于别人的作品跟我的作品雷同麻木不仁，渠先生也不会操心去关注近期内的艺术动态来避免“撞车”。所以他对影响的焦虑发生在木已成舟的此刻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认为这种“撞车”和当代艺术的“挪用”可以混为一谈，我是拒绝的。“挪用”有具体的文化针对性，它不回避被“挪用”的对象，反而希望被挪用对象可以作为“挪用”的背景而光明正大地存在。虽然我没有因为先后出现了两个“蒙古包”而不愉快，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别扭的。

　　可不可以从作品上下文的不一样而可以对“撞车”保持心安理得？至少我不会。撞车毕竟是一个事故。

　　在说明了以上的立场的基础上，我还要跟渠先生的作品划清界限，因为我们的“观念、动机和方法论”都是大相径庭的。如果说我跟渠先生以及黄笃先生的观念、动机和方法论一样，我倒是会很不高兴。

　　据我了解，圣保罗双年展本界的主题是“自由疆界的形象走私者”，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些被体制排除在外的疆界孕含者艺术和文化的希望。但是我们也知道文化部已经介入圣保罗双年展，黄笃先生是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国馆策展人的。

　　渠先生在文章里说“第26届圣保罗双年展的主题是‘自由疆界的形象走私者’，从总策展人霍格的这个主题，我和中国策展人黄笃决定了创作的观念与表现载体。”

　　这种自上而下的观念、揽活接单的动机、观念先行的方法论，我从来都是拒绝的。这种体制的表演和这个信誓旦旦的主题之间构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反讽图象，这反倒是一件好作品。

　　“走私”这个词也获得了耐人寻味的再次解读。

　　最后，我要说，蒙古包不是我发明的，我们要感谢游牧者赐予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思维模式。我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蒙古包，不要带着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