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和9月不断开幕的双年展（三年展）使整个中国的当代艺术圈瞬时沸腾起来，网络、专业平面媒体的头版与专栏都给双年展让足了位子。但是在这看似热闹的场面下，实际潜藏着激烈的竞争。自2000年以来，随着国内双年展的增多，它们之间的竞争也越发明显。当1996年上海举办第一届双年展的时候可谓一枝独秀，虽然作品没有太多当代性可言，但毕竟是国内先例。而在2000年展之后，国内的双年展可谓层出不穷，如南京三年展（中国艺术三年展），广州三年展，北京双年展，成都双年展，贵阳双年展等。但就今年的状况来看，双年展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的过程。北京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和贵阳双年展显然已经被淘汰出局。北京双年展自诞生以来就注定成为“另一个全国美展”，所以，当代艺术批评几本对北京双年展视而不见。成都双年展和贵阳双年展因为远在西南，每次组织的方式又呈现出过强的地域性，不仅邀请的艺术家太过地域化，策展人也缺少国际视野。这就注定使它们无法与其它双年展竞争，特别是成都双年展开开停停，似乎成为了资本游戏，更使外界丧失了对这个展览的信心和兴趣。今年9月份，三个双年展几乎同时开幕，我们暂且不论主题的优劣，上海双年展的气势显然要高于广州三年展和南京三年展。

双年展今后的竞争必定更加激烈，这也同时告诉我们，中国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多双年展。回顾双年展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清晰的看出，双年展的发生和发展和当代艺术市场的升温密切相关。因为一个真正好的双年展是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此大的项目仅靠政府拨款根本无法完成。所以，其间就必定涉及民间资本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双年展的组织者能否找到钱的问题。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往下思考，当艺术市场一旦进入低温期，那么是否还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双年展，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国内双年展不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上海双年展就曾因为失去政府大笔资金支持而一筹莫展，而突如其来的嘉盛莱宝的五届赞助协议才使得情况有所缓解。面对这种情况，使我想起朱其最近在网上揭露艺术市场的文章中提到的“钓鱼”现象，上海双年展是否是钓到了一条大鱼呢？但是，国内又有多少双年展能够钓到这种大鱼。不仅国内的双年展会遇到资金问题，国外的双年展也同样会有资金问题，但是作为双年展资金主要来源的基金会已经在西方发展成熟，而国内尚没有这种资金组织形式，那么国内双年展的不稳定性就成倍增加。按照西方双年展和三年展的规模来衡量，中国现有的双年展要想举办成功，资金一项来说，就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国双年展必定会优胜劣汰。当然，优胜劣汰的结果并不是说某些双年展会因此而停止举办，而是说它们彼此之间的级别会拉开距离，弱的一方会逐渐被淘汰出局。

差异性定位是每个双年展存在的基础，而从今年双年展举办的情况来看，南京三年展和广州三年展就有这明显的撞车迹象。从表面上看，以“亚洲方位”为题的南京三年展与广州三年展的“与后殖民说再见”主题相差千里，但是，实质上两个展览的出发点都是在“中西二元论”基础上探讨问题。从南京三年展策展人黄笃的文章中我们就能看到，两者谈的是一个问题。比如在《亚洲在哪里？》一文中，黄笃便说：

“为什么亚洲艺术问题要被提出呢？尽管亚洲艺术开始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但还是缺乏对亚洲艺术所包含的差异、传统、民族、宗教、习俗的细察和深究，基本上停留想象的亚洲。因此，问题的提出也就是思考和行动的开始。倘若要认清亚洲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独特性，就需要将亚洲当代艺术置于历史语境与现实发展的联系中加以考察。”[1]

黄笃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后殖民主义这个词语，但是使用的却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与广州三年展相比，南京三年展是将后殖民主义运用在了实践中，而广州三年展则是在单纯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但无论如何，它们这两个展览的主题显然太老套，没有将问题具体化。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在中国越来越显的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我们在使用后殖民主义主义的视角看问题的同时，始终都把自己假定为“他者”，但是就没有考虑过西方其实也是我们眼中的“他者”。广州三年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区别。在2006年王南凕和周彦的那场争论中，就已经理清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广州三年展组织委员会主席王璜生的笔下，则依然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与后殖民说再见’并不是对于后殖民主义的简单否定。一方面，作为一种现实处境，后殖民远未终结；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策展与批评领域的主导性话语，后殖民主义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不但日渐丧失其批判性，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体制，阻碍了艺术创作新现实与新界面的呈现。所以，‘与后殖民说再见’，不但是从后殖民“出走”，而且是‘重新界定’和‘再出发’。”

我们通过王璜生对“后殖民”的论述，丝毫分辨不清他到底是在谈论“后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实际上更像是每个都在谈，却没有明确自己到底在谈什么。与前两者相比，上海双年展今年的主题还是比较突出，用“快城快客”的主题来讨论城市移民问题和居民身份问题。但是，这个原本非常有冲击力的主题，却被组织成了政府政绩工程展示，正如媒体上的批评所说，上海双年展被明显“快餐”化。

将展览“问题化”是双年展发展的必然趋势，“问题”的好坏也就成为区分双年展优劣的标准。像北京双年展和成都双年展等这些没有问题的展览必定会被淘汰。过去的六届上海双年展也没有任何问题意识，而往届的广州三年展和南京三年展也缺少这种意识。就中国现在双年展的状况来说，远远没有做到国际大展的水平，中国的双年展大多只是喊出了国际化的口号，实质是在做着“过家家”的游戏。优胜劣汰是中国双年展的必经之路，不然，中国双年展则有名无实，双年展在于精而不在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