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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艺术精神的当代价值
                            
日期: 2008/5/9 11:58:59    作者:王志亮     来源:     

谈起杜尚,只要有一点艺术史知识的人都会想起他那“臭名昭”著的作品《泉》,所以杜尚对每个人来说,似乎并不稀奇。现成品已经成为人们认识杜尚的标签。同时,杜尚的现成品艺术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但是,本文试图讨论的是杜尚另外一种创作理念,即理性精神。笔者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现在并不缺少对杜尚“现成品”艺术的借鉴,而是缺少对杜尚理性创作理念和创作态度的借鉴或说是学习(不仅仅是模仿,而是扬弃)。

(一)

我要谈的第一点是,杜尚对“视网膜型”艺术的反对态度。这可能显得老生常谈,但是,本文的目的重在探究他的这种艺术态度对中国当下艺术的价值,特别是近两三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在《杜尚访谈录》中,杜尚这样回答卡巴内的提问:“自库尔贝以来,人们认为绘画是作用于视网膜的。这是一个人人都犯的错误。视网膜是瞬间的!在这之前,绘画有着其他的功能:它可以是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我逮着了机会采取反视网膜的态度,却只可惜没有让绘画改变太多。我们整个这个世纪都完全是有涉视网膜的,只有超现实主义除外。他们打算超然世外,然而,他们也没有走的太远!”[1]杜尚所认为的“视网膜范畴”[2]主要是指对观看行为的物理、生理学解释。他所谓的“反视网膜的态度”实质上是指反对以视觉为中心的艺术形式。受众对一件艺术品的接受都逃离不了视网膜这一屏障,但如果从艺术家的角度上来考虑,就会理解杜尚反对“视网膜的态度”的真正含义,即绘画可以是宗教、哲学、道德,而不仅仅是对瞬间性的追求。这也就是说,艺术家不仅要注重画面本身,而是要注重画面之外的东西。这种东西必须是明确的、有价值的。的确,我们只要简略地回顾一下从印象派到杜尚之间的艺术史,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印象派和新印象派对视觉的追求达到了科学的极致。他们可以说是严格符合了杜尚所反对的“视网膜范畴”。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的抽象艺术指向的虽然是至高无尚的精神层面,但他们也在充分考量画面的构成关系,如蒙德里安一直在追求怎样消除画面的纵深感,他的《红黄蓝构图》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为自己找到了能够限制空间的黑色线条而高兴不已;康定斯基则不断地研究各种颜色和点、线、面的视觉效果。后印象派、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都没有摆脱所谓的视觉瞬间性艺术。他们消除了绘画的叙事性,注重描绘单个物体或静止的图像,追求视觉上的舒适感、真实感,而忽视了绘画的深层次精神。当然,杜尚认为超现实主义是个例外,但他接着又说,“他们也没有走的太远!”

杜尚的观点未免有些过于绝对和苛刻,但是我们到可以借鉴一下这种“反视网膜的态度”来考量中国当下的油画作品。今年九月份,在上海举办了“首届‘新动力·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这个展览上的油画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创作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好与坏却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为本次展览献词的多数老牌批评家也并没有针对展览的作品提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本次展览的油画作品大多都没有逃脱上世纪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并没有体现出什么“新”意。此前已经有了两个批评这类作品的名词“大脸画”和“中国脸”。其中一个起源于创作方法论的分析,另一个则起源于后殖民主义理论。而我更愿意用“具象符号性绘画”,这样一个中性的术语来形容这些“新”绘画。它比“大脸画”和“中国脸”更能概括当代绘画的主流趋势。

“具象符号性绘画”无疑具备了杜尚所谓“视网膜范畴”的特点。它追求的首要一点是视觉冲击力,因此观者观看的行为也只能是瞬间性。它要使观众在观看它的同时立刻理解它,接受它,因此,它选择了具象为主要造型手法。“具象符号性绘画”在追求画面对观者造成的视觉效果的同时,也试图表现画面以外的东西,但他所具有的“具象”和“非叙事”性的特点,恰恰使它的这一表达过程含糊不清。“具象符号性绘画”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单个人物或人物肖像为特征(或一组人物)。在此类作品中,即使人物表现的再痛苦,再有思想性,它也可能是假像。一个心情特别高兴的人同样可故意表现得痛苦,一个浅薄的人照样可以故作深沉。从观者的角度来说,观者至多认识到画面中人物的痛苦,而这与艺术家无关。因此,这类作品为艺术家提供了逃逸的机会。另外一类是以具象符号拼贴为特征。这类艺术的创作方法还停留在政治波普和媚俗艺术阶段。作者可能认为简单的符号组合更加明白易懂,因此可以吸引更多的大众。但是,他们恰恰忽略了艺术产生意义时所依赖的上下文,一种符号组合的含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欣赏群体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仅仅追求符号组合的艺术家的作品只能流于肤浅,成为大众消费的牺牲品。这类作品终究不会留下任何历史意义。“具象符号性”艺术已经失去了九十年代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最初的那种深层次表现力,变得肤浅而又媚俗。它极度取悦观众以获得市场的青睐。我们现在应该有比杜尚当年更加急切的心情去改变这种状况。“首届‘新动力·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上的作品正式这种症候的集中反映,但是,人们面对这些显得肤浅的作品,谈完青春谈前途,而很少有人谈到他们的媚俗症状。他们表现出的不仅是创作方法论的媚俗,而且是商业媚俗。

(二)

针对这种媚俗的“视网膜范畴”,杜尚采取了非视网膜的创作方式。他的作品《大玻璃》就是这种方式的集中体现。针对《大玻璃》,卡巴内问杜尚:“大玻璃成了您八年中所有试验的总和”。杜尚回答“完全对”[3]。而杜尚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完成的这个《大玻璃》呢?他用的是一种纯逻辑的数学方法。正如他所说的:“我感兴趣的是把科学范畴内的严谨、准确引导绘画中来。”[4]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将数学的方式引入绘画后,作品所针对的核心就从视网膜转变到人的思维。杜尚是一个爱思考的人。他有佛教南宗顿悟的一面,也有北宗渐修的一面。作品《泉》等现成品,充满的顿悟的智慧,但是《大玻璃》却渗透着渐修的执著。数学的理性逻辑与绘画的感性想象是截然相反的,但是,杜尚在此应用数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讨好数学,“而是让科学贬值。”[5]但杜尚显然没有达到他的逾期目的,相反,他却为艺术创作开辟了一块实验荒地。

面对中国当代朝气蓬勃的“具象符号性绘画”,我们应当如何?杜尚的《大玻璃》给我们提供了借鉴意义。这里的借鉴并不是形式上的借鉴,而是思想上的借鉴。杜尚认为艺术除了追求“视网膜范畴”之外,还有“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这可见他推崇的画面以外的东西。而“具象符号性绘画”的一大弊病就是沿袭了“图像就是力量”的创作逻辑。太过于注重“图像”终会流于肤浅。“首届‘新动力·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上出现的大批量“具象符号性绘画”,他们一大特点就是突出“图像”,采用的一个极为低俗的方法就是平涂背景,突出主体人物,改变人物比例,使人物做出各种丑态,或故作深思熟虑状,它们那艳丽的色彩可以使户外广告黯然失色。在这种“具象符号性绘画”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艺术,他们追求的是艺术与个人的统一,甚至把艺术看成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从这种绘画中看不到色彩艳丽的图像,甚至理解起来有些吃力。要想完全地理解绘画,需要我们对画家做进一步的了解。这恰恰符合了杜尚的“反视网膜的态度”。四川美术学院的艺术家朱小禾与蒋建军可以作为这种艺术的例证。朱小禾的作品充满无数的短直线,这种线已经成为了他造型的基础。我们无法像观看“具象符号性绘画”一样,凭直观的瞬间去感觉整幅图画,因为朱小禾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他用这种短直线构造了什么,而是在于他用这些短直线解构了什么。更进一步说,意义不在于画面本身,而在于体会他画每一幅画时所作的重复劳动(因为用这些短直线线构型是需要不断重复)。近期朱小禾又在用他的短直线解构中国古代连环画。观看他的作品时,没有特殊提示,你可能无从理解他作品的意义。但当我们试图明白“作品表现得是何物的时候”,我们恰恰落入了惯性逻辑的俗套。因此,他的作品克服了肤浅的视网膜艺术,迫使观者细看,然后思考。艺术家存在的意义正是在画面中那细小的短直线里。同样的风格也出现在蒋建军的作品中,他那不断重复的线,近乎朱小禾的短直线,意义同样存在于创作的过程中,所不同的是蒋建军的作品更加趋于抽象。这样,朱小禾与蒋建军的艺术就具有了两个层面的意义:一、艺术品本身及其创作过程的意义,即意义存在的空间被转变或扩展了。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品不仅仅等于艺术品。最能体会艺术品意义的人或许不是欣赏者,而是艺术家本身,因为只有艺术家亲自经历了创作整个过程,我们观者能做的只是在脑海中复现这个过程。二、艺术品在艺术史逻辑中的意义。一位追随潮流的艺术是不会进入历史的,只有独立于潮流而又不媚俗于现实的艺术才是值得我们赞赏的。这也就是我将要强调的第三点,杜尚的艺术史逻辑。

(三)

杜尚“反视网膜的态度”和创作大玻璃画的行为都是建立在一个观念基础上,即他所具有的艺术史逻辑。回顾我们当代的艺术史就可以发现,中国近三十年的当代艺术史并不是在艺术自身逻辑中发展的。七十年代末的伤痕、乡土,八五新潮,九十年代玩世现实主义等艺术现象和风格都是在外界的刺激下产生的。这种刺激来自西方艺术,来自西方市场,来自国内经济复苏等等,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来自中国本土艺术自身(国画除外)。中国贵在找到一条自身艺术发展的逻辑,艺术家贵在要有艺术史的逻辑概念。而我所说的艺术史逻辑并不是“新之崇拜”。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的一个帖子,说:“什么都叫停,连大脸画都叫停,停了我们画什么?”。这里对绘画的迷茫还是停留在形式方面,如果艺术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仅仅停留在形式更替方面,艺术史会真的变成像沃尔夫林认为无名艺术家史了。艺术的形式试验在西方几乎被穷尽,所以,这种逻辑重点应该落实在绘画精神层面。

杜尚的艺术精神并没有成为历史,当我们在形之匆匆地追赶着一趟又一趟艺术班车时,不时回顾一下前辈的艺术思想,必定会有不小的收获。我们中国的当代艺术恰恰缺少对经典的回顾,致使我们容易淡化了自己的历史概念。时常回顾历史,建立自己的艺术史发展逻辑,是我们广大艺术同人应该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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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61《杜尚访谈录》法皮埃尔·巴卡内 王瑞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同上

[3]同上P96

[4]同上P55

[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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