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上都在火热地讨论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各有见解。昨天去北大也参加了一个类似的讨论。彭锋指出作为时间范畴的当代艺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作为价值评判的当代艺术，问题就来了。人们会说到它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判断它。朱青生讲到王度曾说过：“下一个当代艺术的定义我做不到，但是让我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当代艺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似乎成了一种直觉游戏。

其实对当代艺术发出疑问或否定，是因为这种东西带来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因为知识和背景的不同，生活态度的不同，立场的不同，更因为意识观念的不同，所以说起“当代艺术”，才好像是洪水猛兽，不依不饶的。虽然当代一词特别的简单，首先指的就是一种当下的时间概念，如果是这样，那些对当代艺术嗤之以鼻的人也就不必对它大动肝火；事实上，人们恼火的或要进行分析的、讨论的当代艺术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也不是风格、类型的问题，而是一种价值判断。

人们一说到当代艺术，在内心就唤起了那种丑陋、恶俗、政治符号、大头像等一类的东西，然后又因为市场的作用，这一批东西里面冒出了一大堆天价的作品，制造了挑动人们欲望的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不平衡的。凭什么呀？然后开始找原因，哦，终于发现：这是一场国际阴谋，还不仅仅是国内的操纵。于是，阴谋论开始出现，加上国际形势的博弈以及种种针对中国的呛声，“妖魔化”理论开始登场。先是文化艺术的冷战论，再是文明冲突论，接着又找到了后殖民的理由，转而成为抵挡国际化、全球化的一张盾牌。这时候，人们似乎发现了当代艺术的问题原来在这里，于是希克出来了、国际策展人来了，西方批评家来了，原来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探险在作怪，是用一种资本的力量来颠覆社会主义的文化意识大厦，用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市场策略来动摇红色中国的文化信念和规则，最后来收割他们的文化意识利润和现金流利润。而始终掌握话语权力制高点的仍然是他们西方。这么一演绎，“当代艺术”还真成了问题，那罪过也可就大了。这完全是一种本土文化与外来异类文化影响的较量，如果本土不能变得纯真，这将国之不国、文化大有凋敝之虞。

这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空前较量啊。那些卖给外国人的画家们真的要小心了啊。对当代艺术难道真要从这样一种文化心态上去看吗？这不由得不让人想起了历史上佛教的东来。佛教多次遭到清理，然后又再兴起，往往不是因为佛教本身的问题遭到清理，而是影响到了政治的稳定或执政权力的削弱，而一旦佛教有助于巩固政治权力，又是当权的帝王将相们大力倡导之。到了最后，佛教本土化，融入到汉文化中，完全看不出原来的外来痕迹，也就被想当然地供奉起来，成为我们日常的本能信仰。作为价值的当代艺术会不会也是这样呢？实际上，艺术远没有这么高深，不过是艺术失去了它在历史上的那种直接功能性、直接表意性、直接信仰崇拜物之后，发生了转变，多数情况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自足自乐的东西，是在一个特定体制中被人们信仰的东西，就像股票的增值一样，是建立在信念之上的，一旦没有人在托起它的信念价值，只有抛售、跳楼的份儿。同样，如果今天的艺术不是因为人们赋予它们一种信念的神采和魅力，它们只是普通的物理材料，观念不观念又怎样呢。这样，当涉及到艺术时，其实又涉及到了对人自己的意识，这种意识我们叫它是文化，因为我们有文化，所以我们赋予了被叫做文化的东西很多含义和象征意味。对于艺术，今天的我们是这么做的；同样，对于被叫做当代艺术的东西，有一大批人也是这样想的，当然是要赋予它们一种价值了，不管说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党派对立的等等，总之是要给赋予许多被赋予的含义，这样，当代艺术才有了当代性的含义；当代性可以是许多今天的艺术都具有的一种内涵，但对于当代艺术而言，当代性又有了不一样的指向。指什么呢？一定是有所指的。但是否批评它的那些人所说的指向，可以实证，可以考古，可以存疑。否则，如果没有，也就没有必要让我们的许多美术杂志组织一批又一批的专稿去讨论它们了。

在今天，当人们无法明确说出当代艺术到底如何定义时，就不要试图做这种自我封闭的努力；相反倒是应该从一个个体的艺术家或批评家的角度，去认真思考艺术应该干什么，如何去干。如果觉得都是为了市场去做艺术，而不够艺术，那就别从市场去做；如果自己很智慧，也就可以从自己的大彻大悟去做艺术。如果当代这两个字太讨厌，那就不用它好了；直接说艺术罢了，实在不行，就叫做什么家伙。反正，今天的艺术不光是画大光头、画美人、画天安门、画文革、画毛，想想别的东西做做难道干不成吗？这恐怕是另一批人不满意那些被叫做当代艺术的意思。这个时候，他们想要求于艺术的，也被赋予了另一种含义。是什么呢，总之不是上述列举的那些；终究是什么，是要那些担当得起艺术家这拨人所苦苦思考的。

2008-4-21，北京花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