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自1978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三十年的风雨，在对新艺术的渴求，传统与当代的冲突中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回首这段短暂却美妙的时光，不同艺术群体和不同时段的创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为世界艺术贡献的一份宝贵礼物。

1．禁区的突破者

在我们的记忆中，星星画会是中国新时期当代艺术发展的先觉者，他们在1979年和1982年分别举行了两次展览，一次是在中国美术馆旁边的小花园，一次是在中国美术馆。尽管此时主流文化对他们这种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持有一种警醒的态度，但无论如何，中国美术馆很快地接受了他们的展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社会文化已经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这个时间段，全国各地有很多类似的民间艺术团体，譬如北京的无名画会，上海的草草社，重庆的野草画会。

他们是先锋艺术的支持者，但同样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遗产的受惠者。譬如无名画会那些带有印象派、野兽派和抽象特征的绘画，在容纳一种东方精神的同时，也兼具西方早期现代艺术的特色。原因之一是他们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学习绘画的时期，曾受教于20世纪初留学日本画家的后代。甚至，像新春油画展（1979）中的庞薰琹本就是世纪初留学法国的早期现代艺术探索者，并且同时是上海早期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1932-1935）的发起人之一。

因此，这些现实主义艺术禁区的突破者一方面是传统现代艺术的参与者和继任者，同时也是新时期新艺术的创立者。对于他们而言，艺术与政治总是挂钩的，新的艺术风格和样式，同样也是新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同步结果。在这些艺术家中，一部分是经过学院训练的专业艺术家，但更多的实践者却是自学或仅经历过简单业余培训班学习的爱好者。很难说他们的创作是多么惊天动地的创新，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现象，他们的艺术实践标志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新艺术和新文化的出现，标志着创作禁区的巨大突破。

2．1980年代的艺术运动

1980年代通常被评论家们描述为“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在这短暂的10年中，至少有两次艺术运动在艺术史上留下重要的位置，并时刻让人们回味。在1980年代初期，在以四川美术学院（Sichuan Fine Art Institute）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出现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流派——伤痕美术，以及继而兴起的乡土绘画。受美国地方画派的影响，中国西南的艺术家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表现人性的另一面。出现了包括罗中立《父亲》、程丛林《1968年X月X日雪》等一大批典型的作品。与陈丹青《西藏组画》等作品一道，他们迅速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尽管从技术层面上而言，这些作品未能实现独特的风格和视觉语言创造，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是与中国特定的时空语境彼此契合的，因此，在评价这些作品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一点，而仅仅是用西方艺术视觉创新的标准来判断。相对于之前那些民间画会的艺术家而言，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先锋艺术的创作主体从民间逐渐转移到学院和包括画院在内的艺术研究机构。

在接下来的85新潮美术运动（85’ new wave）中，这一倾向同样明显。从1984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模仿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潮流，其主干力量是各大美术院校的教师和学生、画院和艺术机构的专业画家。这些年轻的艺术家放弃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期望通过对西方艺术的学习来实现艺术自身的发展。在“文化热”的社会大背景下，现代艺术创作蓬勃发展起来，并出现了以地域为基本单位的艺术团体，譬如，北方艺术群体、南京“红色旅”、杭州“池社”、江苏“新野性”绘画、厦门“达达”（Dada）、湖南0艺术集团等。这些艺术家将西方百年现代艺术历史和风格淋漓尽致地演习了一遍。无论如何，85新潮美术运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学习和仿效西方同行，他们也参与构筑了那一时期的整个文化基础。而批评家们也同样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作为整个85新潮美术的总结性活动，“中国现代艺术展”（Chinese avant-garde exhibition）尽过多方不断努力，终于在1989年春节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在美术馆的一楼，遍布未经展览策划方许可的行为艺术。卖虾、洗脚、孵蛋、散发避孕套……这些新奇的艺术不但让观众摸不着头脑，同时也让主办者措手不及。艺术家们怀着了无比充分地表现欲，仅仅只是为了将自己对艺术的看法表达出来，实现新的创作。艺术家肖鲁甚至对着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直接开枪，这两声枪响无疑代表了整个85新潮美术运动“反传统”激进艺术道路的顶峰。因此，一些艺术史研究者认为，整个85新潮美术运动的现象意义大于单件作品的艺术价值，“运动”的社会意义大于创作的艺术意义；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无论如何，作品从内至外都与此时艺术家个体和群体的特殊观念，对艺术的特殊看法极其相关，因此具有本土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