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转二十八年，赵文量依然记得1979年7月9日雨后的莲花极其迷人。这一天正是无名画会第一次公开展的第三天，午后四点，一场大雨洗净了北京的天空，气温骤减，然而，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刘海粟仍冒雨前往北海画舫斋，参观这群年轻人的展览，他长时间站立于一幅幅作品面前，久久不肯离去。当众人搀扶他走出画舫斋时，老人用双手紧紧扶住门框，丝毫也不肯将脚步移出大门……这一天，无论是对于历经坎坷的老画家刘海粟，还是对于第一次获得公开展出机会而心绪激动的无名画会画家而言，都是毕生难忘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一天、这个展览、这些作品，预示了文革以后，姗姗来迟的中国现代艺术的春天。

与我们熟知的星星画会相似，无名画会的画家都是现代艺术的积极拥护者和实践者；但与星星画会不同的是，他们中的一些画家在第一次公开展出之前，已经从事现代艺术多年。其中，时间最长的一位无疑是年龄最大的赵文量，他从1952年开始临摹苏联《星火》杂志上的插图，从此踏上艺术的旅途。1954年，赵文量暂时进入位于天安门街道旁的黄养辉绘画学习班【1】学习。1956年，赵文量在北京黄寺写生时创作了自己第一幅完整的油画作品《大树麦田》，光影斑驳的大树、明亮灿烂的麦田以及错落有致的房屋几欲比肩法国印象派大师，然而，这却是在没有正规艺术训练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无名画会的早期历史中，“熙化美术补习学校”【2】是一个值得给予极大关注的地方，几位不被美术学院和主流艺术所认可的早期成员在这里或偶然或必然地聚集起来。尽管这个充满民间色彩的街道美术补习学校无法和同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比攀“尊贵”，但正是在这里，无名画会最初的几位成员相知相识，并获得了关于西洋画艺术的最早基本知识。年轻的艺术家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兴趣，并完完全全地沉醉其中，仿佛1958年的“大跃进”从来都未曾发生过。继张达安1956年来到这里之后，赵文量和杨雨澍也分别于1957年和1959年来到这里学习，他们在这里画色彩、画素描，画静物、画石膏，甚至还可以看到一整套世界美术全集【3】。时至今日，熙化美术补习学校的那些陈年旧事早已成为他们回忆中的一部分，无论欢笑还是悲伤，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不清，唯一坚固不变的事实是，他们从这里出发，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并给予未来这个绘画团体的形成以最初的基石和可能。

六十年代是无名画会的第一个高潮，也是一个多事之秋，尽管如此，画家们依然乐于陶醉于自己的写生，流连忘返于北京郊区的自然风景，似乎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并非发生在自己身边，仿佛只是同时代遥远欧洲的另一场运动。1960年，张达安开始在北京青年美术补习学校学习，在这个政府主办的收容没有固定工作社会青年的临时学校，他与石振宇相识。从此，无名画会这四位早期成员开始有规律地在张达安家从事绘画。这一年，是1962年。受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此时他们艺术创作的主要题材是室内的场景、人物和静物，而从第二年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63年，赵文量、杨雨澍、石振宇、徐延宗集体去八达岭和三堡写生十九天，这一次写生对于这个最初的团队而言，意义非比寻常，刚加入这个团队的石振宇更是无比激动，他甚至认为正是这一次写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念和道路：“1963年7月14日到28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经历了一个从刚开始随便画点画到整整把一生都交托给绘画的过程……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这日子。”【4】这一次出行直接产生的飞跃是画家们对自然本身的重视，以及无名画会共同外出写生传统的建立，而且，正是由此，无名画会的几位年长者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追寻个人风格——在建国以来，尤其是文化革命集体主义的阴霾中，意识到这一点并身体力行，无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们文革前的最后一次写生是1966年8月18日，这一天正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的日子，从此红卫兵组织和大串连活动风靡全国，高潮迭起。然而，此时此刻，几位早期无名画会的年轻艺术家却依然在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为着自己的艺术理想而奋斗。如果我们可以理解勇于离开巴黎的塞尚、梵高和高更，可以理解艾克斯、普罗斯旺和塔希提天空之下三个年轻而孤独的背影，那么我们也同样应该去理解七十年之后中国的这群年轻人。在他们看来，“远离了政治人群，便是远离了狼群”【5】。这样的看法或许会让大洋彼岸的萨特感到失望，但六十年代的确不是他们的天堂，上山下乡以及被迫进入工厂，让他们饱尝离开绘画甚至颠沛流离之苦。1964年，石振宇首先被分配到北京轻工业机械厂工作，1965年张达安迫于社会压力进入北京通县永乐店农场，踏上了数年的乡村生活之路，而赵文量和杨雨澍也无法再继续坚守，在1965年北上寻找艺术净土的希望破灭后，1966年分别进入街道工厂和人民机械厂，不但集体艺术活动因此被迫停止，而且个体的绘画行为也变得愈加艰难——日日夜夜、成年累月的繁重工作几乎压得他们难以喘息，甚至在站立工作的过程中也会因劳累而“悄然入梦”，持续而畅快的绘画自然更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尽管如此，对艺术的热爱和执著依然在年轻画家内心燃烧，他们偶尔也能“忙里偷闲”，畅快淋漓地画上几笔，杨雨澍甚至还在工厂里结识了杨跃华、曹晓梅等另外几位志同道合者，或许，这是他在工厂工作期间的唯一收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引用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在这个全国性的运动中，艺术爱好者、无名画会未来的生力军郑子钢、张伟、马可鲁等人开始了上山下乡的集体生活，郑子钢更是在黑龙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农场生活。张伟、马可鲁不久即返城，与史习习、韦海、郑子燕、王爱和、邵小刚等人的情况相似，开始从事木工、车工、瓦工、饭店杂工、保育员等工作。对于一群向往艺术并期望有所成就的青年而言，这些，远远不是他们追寻的目标。或许他们纯洁的初衷是希望进入专业院校，并取得他们的认同，然而，赵文量等人在五十年代报考美术学院落榜的命运在这些更年轻的无名画家中间相继重演。尽管经历了红卫兵抄家，考试落榜等一系列变故和打击，但年轻画家们内心渴望艺术的火花却始终未曾泯灭：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临时绘画训练班【6】，或者完全自发地外出写生绘画。同样在1968年，赵文量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因此回到东北老家，在母亲和姐姐身边清闲地呆上了一段。一年之后，他返回北京，在半年艰难上访之后恢复了工作，北京的郊区和公园里又开始出现他们匆忙然而喜悦的背影。1971年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一年，“林彪事件”东窗事发，中国合法权益在联合国的恢复为中国社会带来些许转变，北京的天空也因此变得稍微明亮，艺术家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绘画，更为重要的是，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到1975年是无名画会十余位艺术家逐渐走近和聚集的时期。尤其是1974年，这是无名画会艺术家大汇合的一年，艺术家们通过同工同学，彼此介绍，甚至写生偶遇等各种方式结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艺术倾向和理想的紧密团队，并时常相约外出写生。香山、颐和园、玉渊潭、紫竹院、北海、什刹海……这一系列集体写生最常去的地方留下了他们无数的欢笑和喜悦，而且，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开始形成了一股鲜活而富有朝气的新艺术力量——“玉渊潭画派”的称号因此在京城“在野”艺术圈中不径而走。在风景写生之外，他们也常常在画友家中创作、谈天论地、交流艺术以及进行“马拉松”似的聚会【7】，东煤厂五号的赵文量家、福绥境大楼的张伟家以及史习习、郑子燕、郑子钢、包乐安等人居住的203大院（北京文化部居民大院）成为了这群志同道合者难得的乐土。和蔼的赵文量、深沉的杨雨澍、风趣的石振宇、腼腆的王爱和、激情的马可鲁、帅气的张伟、羞涩的李珊、爽快的郑子燕、骄傲的韦海、多才的史习习、初出茅庐的刘是、谦和的邵小刚……正是这样一群年轻人，在一系列适当的时间和地点相遇，对艺术的热情追求将他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经过一年的发展，1975年的无名画会显然壮大了很多，这一年，有了无名画会第一次绘画展。在他们的创作仍然可能被误解为“印象派”、“现代派”等“反动”黑画【8】的时期，这样一次画展注定只能在“地下”举行。1975年元旦的这一天，展览如期在福绥境大楼三楼五号张伟家举行，十几位无名画家悄无声息然而紧张地准备着画展的开幕，但心情却激动无比，毕竟，这是大家第一次集体展出。在这幢北京当时最高的居民楼内这个二十平方米不到的狭小空间中，挂满了一件又一件饱含激情的绘画，不但墙上挂满了作品，甚至连桌子、椅子上也都放满了，以至于最后连坐下来歇歇的地方都没有了。除了画家之外，这次地下画展的观众只有数量极为有限的几位密友，在这些观众中，最为有力的支持者和赞助者无疑是张伟的母亲“云娘”。尽管这只是一次非常有限的地下展览，但它所带来的成就感和激动的叛逆心理给艺术家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无名画会已经开始主动地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具有的价值，与此同时，这次自发的地下画展也为无名画会在1979年的第一次公开展出埋下了伏笔。对于所有的无名画家而言，这一年所发生的好几件事情都足以在他们的人生和艺术旅程中留下灿烂的一页。这一年九月底到十月，去北戴河的集体写生是他们最乐意谈论和回味的事件。北戴河的沙滩、阳光、岩石、海浪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充分的灵感，十几位年轻人在这里度过了既难得又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这次活动的意义非比寻常，甚至可以说，这一次写生对于无名画内部凝聚力的强化，丝毫不亚于1963年早期成员三堡写生的价值。

1976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悲痛的一页，共和国两位领袖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辞世，而唐山大地震则给人们留下惨痛的回忆，但对于无名画会的画家而言，这一年的初始仍然风平浪静，张伟、马可鲁、韦海、郑子燕甚至满怀新年欣喜的余绪前往南方行游写生，历经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南京，最后登上泰山绝顶，沿途赏景、绘画、唱歌，南方清新的早春令几位青年画家“乐不思蜀”。返京之后不久发生的“四五事件”给无名画会带来了一次不小的冲击。四月五日清明节，人民群众自发地前往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刚刚逝世的周恩来总理，一个偶然的火花，让人们心中十年的积怨如泄洪般涌出。而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参与悼念的张伟、韦海、郑子燕等无名画家也遭受牵连，隔离、检讨、审查……好几位无名画家都创作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作品，而赵文量也拍摄下大量的照片。尽管是一个社会政治题材，但这些作品统统采用了风景画式的构图和描绘方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与众不同的艺术观念。与几乎同时的“星星画会”、“四月影会”艺术家的方式相异，他们对生活和社会的观照不是通过直接的政治运动，而是通过身体力行地绘画来实现的。【9】十月六日，“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浩劫至此结束，北京的天空终于明朗起来。1978年，一切都朝着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四五事件”平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大规模返城，伤痕文学逐步兴起，艺术氛围也逐渐宽松起来。瑞典风景画展，法国19世纪乡村风景画展，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展等一些国外作品有了机会来京展出，而无名画会的艺术家们也首次目睹了巴比松画派、印象派等西方原作。在刘海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次讲座上，赵文量、杨雨澍、刘是等人与这位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的大胆开拓型画家相识，并获得了他的首肯，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在北京市美协书记处书记刘迅的大力帮助下【10】，无名画会第一次公开展出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举行。无名画会终于有了第一次属于自己的公开画展，参观群众络绎不绝【11】，一大批在从前被另眼相看的作品也开始获得部分的认同，刘海粟、吴冠中对这次展览尤其赞赏。对于无名画会的艺术家而言，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认可，兴奋、欣喜、伤感……一时间真可谓百感交集。将1979年称为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现代艺术的春天丝毫不夸张，正是在同一年，“四月影会”、“新春画会”、“上海十二人画展”、“星星画展”等一系列影响中国现代艺术进程的画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与无名画会一道，标识出社会风尚和文化艺术的新趋势。

1981年无名画会第二次公开展出之后，在更为宽松的艺术环境和更为丰富的文化生活中，无名画家们开始更独立地探索自己的新方向。赵文量、杨雨澍等继续坚持自己多年来形成的风格，而年轻一辈的艺术家或者出国，或者进入美术学院，或者独立创作，或者继续从事业余绘画，无名画会也变得更加松散，一个由时代造就的神话悄然落幕。时间不断流逝，无名画会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对艺术自身的坚持愈加突显，这段历史不仅饱含一群特殊时代年轻人青春的热情和记忆，为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个体的人挽回了一丝尊严，也为艺术史留下了一个艺术纯真和自足的重要案例——这一点，无论是建国后的主流艺术，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前卫艺术都集体忽略的。

注释：

【1】黄养辉，前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因人缘关系问题而离职，后在天安门附近开办街道美术补习班。张达安后来也曾在此学习过一段时间，并认为自己的素描主要是在这里提高的。当时该补习班学生数量较少，因此，单独指导的机会较多。《盛葳电话访谈张达安》，2006年8月10日，未发表。
【2】熙化美术补习学校的前身为北京女子西洋画学校，1926年，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唐守一（李宗仁夫人义女）在北京创办北京女子西洋画学校，校址为东城无量大人胡同4号。1953年，该校奉教育局令更名为熙化美术补习学校。1954年唐守一病故，其丈夫熊绍堃任代理校长。熊绍堃，1888年出生于贵阳，1911年在四川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赴日留学。1918年回国，1926年被聘为北平女子西洋画学校董事，1939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文学院，1946年离开北京大学，任北京女子西洋画学校事务员兼国文教员。赵文量诸人在此学习期间，任课教师主要是熊绍堃与唐守一之女，熊先蓬和熊先菱。熊绍堃，《自我检讨》，1958年10月27日，未发表，贾俊学提供；熊绍堃，《“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检讨》，1969年6月25日，未发表，贾俊学提供。
【3】《盛葳电话访谈张达安》，2006年8月10日，未发表。
【4】《三十年后看‘无名’——无名画会成员座谈会纪要》，载《‘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高名潞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180。
【5】杨雨澍的这个观点能够比较准确地代表无名画会画家当时的政治观念。同【4】，P.183。
【6】这一时期，他们各自参加的临时绘画培训班包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夜校、内部训练班，东城区师范训练班，东城区文化馆，朝阳区文化宫绘画培训班，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业余工人美术学习班等。
【7】马可鲁：《无名年代》，载《‘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高名潞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224。
【8】尤其是在1974年1月18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之后，全国兴起了一股批判热潮。仅仅在“内部画展”举办的几个月前，国务院文化组还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批“黑画”的展览，宗其香《三虎图》、黄永玉《猫头鹰》等多幅作品被判为“黑画”而受到批判。而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万人大会“北京市工农兵批林批孔、反击文艺黑线回潮大会”上，“黑画”、“坏画”同样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9】正如赵文量所说的那样：“无名画会画画其实与政治无关，但‘四五’的时候大家在精神上都受到了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人到底生存在这个社会环境里，有些事情肯定要关心，不关心就没思想，就什么都不懂。但关心的方式呢？我们不是搞政治关心，画画的行为本身就是特殊的。”同【4】，P.191。
【10】尽管整个社会形势已经大为好转，但毕竟处于转型的初期，主流文化对无名画会的完全接受还需要时间，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刘迅的支持，无名画会第一次公开展在当时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刘迅对无名画会公开展出的态度非常明确，他甚至说到：“在我第一次看到你们的画时就决定，就算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也要为你们办展出。”同【4】，P.179。甚至在1979年7月12日，刘迅还与美协同事发生了争执，他气愤地对要求撤下部分作品的人说：“‘文革’中他们画画的时候你们都做什么去了？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赵文量：《对1979年无名画展的回忆》，载《‘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高名潞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198。
【11】据统计，展出期间，每日平均参观人数高达两千七百人。《无名画会活动年表》，章润娟、盛葳、王志亮编，载《‘无名’：一个悲剧前卫的历史》，高名潞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