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先生是中国现代文物鉴赏的通才，但凡金石、书画、碑帖、古籍版本、青铜器、瓷器、金银器、玉器，乃至考古等等，都有涉猎。而且对宗教、民俗也有深入的研究。史先生1947年经余嘉锡先生推荐，到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史树青先生总结了很多文博工作和文物鉴定的经验，他的书画鉴定方法多是从这些实际的工作经验中总结和升发出来的。他所撰书画鉴定方面的文章多收录于个人文集《书画鉴真》。由于史先生不但有大量的实物过眼经验，而且早年在辅仁大学等学校受过良好的古文字、文献教育，因此，他的文章皆紧密结合史料文献，广征博取，让人受益匪浅。

去伪存真

尽管史先生的大多数鉴定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没有独立和专门论述鉴定方法，但是，《书画鉴定经验谈》、《鉴别书画应注意的几点》、《谈中国书画的鉴赏》、《中国书画鉴赏琐谈》、《中国古代人物图像的鉴别问题》等好几篇文章涉及到了鉴定方法和经验。“真”是史树青先生书画鉴定的首要标准，从“书画鉴真”的题目中便可以看出来，“鉴”为行为，“真”为标准和目的。为了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史先生认为，“鉴别书画的真伪、年代，首先要掌握各个时代、各个流派不同的风格与技法，其次要了解一般的作伪方法。”此外，纸张绢素、墨色浓淡、题款格式、文字称呼、图章印色、裱工新旧、收藏印章、流传著录，乃至画面上的衣冠制度、家具器物、故事情节，画外社会背景、作者生平也都是重要依据。

例如，史先生在《明罗文瑞为梁梦龙作幽兰竹石图卷》一文中，考证非常详实，先考订罗文瑞、梁梦龙生平，在此基础上再对《幽兰竹石图卷》及卷上文字款印进行考证和分析。同时，史先生还通过题跋对绘画中人物身份进行鉴定。例如，在对清代罗聘耶律楚材画像的考订中，史先生通过蒙语“吾图撒合里”、“曳刺中书兀突撒罕”与汉语“长髯人”、“耶律楚材”的对应关系来鉴定人物身份。而在《曹雪芹和永忠小照辨析》一文中，史先生对比谈到两幅“真画伪款”、“伪画真款”的作品，并在文中明确谈到鉴定方法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史先生认为文物领域的鉴定工作是一种科学研究，收集材料和辨析材料是鉴定工作的起点，而“去伪存真”是鉴定工作的目的。在如何进行鉴定工作方面，史先生强调了“实践出真知”和“正确的理论指导”两方面的重要性。此外，史先生在文章结尾还专门提出工作态度必须“细心认真”和“实事求是”。同时还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专心致志，多读、多看、多写”是极其必要的。

当然，求“真”并不是书画鉴定的唯一和最终目的。史先生认为鉴定“不只是看真假，它具有两个内容，就是辨伪和识别，求得作品真伪、优劣”。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指出“鉴定的含义并不是单纯鉴定真伪，而且还要品评等级”，所以，某些作伪的书画作品也有一定的价值。与此同时，史先生在《书画鉴定经验谈》中说到，“我们对书画的鉴定，除了辨别真伪，断定时代以外，还必须研究其历史、艺术价值。”显示出他宽阔的学术视野，并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史先生还提出了“书画徴史”的观念，使书画鉴定与进一步的艺术史、文化研究，甚至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书画徵史

史先生在序中即提出“（书画鉴定）重点在识别书画之真赝，揭示其历史、艺术价值”，“鉴定书画，应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本。历史价值第一，艺术价值第二，标准不容移易。为矫正某些在书画鉴定‘艺术标准第一’之说，因提出‘书画徵史’之论，以告读者。”譬如《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及其大字诏版》一文，并为涉及太多“艺术”的价值和标准，看起来更象一篇历史类的文章：用不同古物和版本上的文字来确定秦代的度量衡，以求其“真”。当然，此类的“真”必须建立在器物、书籍和记录文字本身的“真”之上。而在《敦煌遗书概述》中，史先生对对象的研究最后落实到“经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科学”、“宗教”六个方面，着重追求其方方面面的真实性，而非单纯的艺术性。

在《明江必名石梁飞瀑图》中，史先生对比江必名《石梁飞瀑图》和张大千《石梁飞瀑图轴》，提出“（张大千《石梁飞瀑图轴》）此图甚精，所绘瀑布，当是写实之作，与明代江必名所绘宽阔瀑布不同，可见三百年来其地水源水位之变化，书画之有助于历史地理之研究，此其一例也。”在《雪庄〈黄海山花图〉记》中，史先生又谈到“这部艺术杰作，不但是祖国锦绣河山的缩影，而且对研究黄山地区的野生植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仅如此，史先生另又撰文《黄山画派对旅游和植物学研究的贡献》详细说明该问题。

而在《陈伟元指画罗汉册及其它》一文中，史先生从对作品的真伪鉴定中还进一步指出陈伟元的身份，从而对红学的研究也做出了贡献。《曹雪芹和永忠小照辨析》也具有相似的意义。

在对书法的鉴定中，史树青先生还认为“甲骨文的书体和字形，是确定甲骨属期或组的一项重要依据。”提出这一点，也说明史先生治学的眼界不仅仅是在“艺术”的范畴内，将艺术学视为一项独立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项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交织的学问，使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得以统一，与当代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跨学科性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类似。从史先生亲身的鉴定实践来看，也是如此。譬如，通过字体来辨识器物的大致年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概述》一文中，他谈到隶书为汉代官方的正式书体；秦代初期的隶书为篆书的潦草写法；汉末隶书由扁而方，演化为楷书；在《晋人行草书砖刻》一文中，史先生将“咸宁四年吕砖”上的文字风格与陆机《平复帖》对照，发现其相似性。对于“廿百枚”砖，史先生通过对量词“枚”和“个”的使用频率的对比，认定其制作时期为两晋。

不仅如此，“书画徵史”的含义，还可以与当代艺术史学的两个主要层面进行对照，其一认为艺术史为艺术自身的历史，艺术的历史就是一部艺术风格不断更迭的历史；其二认为艺术史是透过一定时代的一定艺术来洞察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学问。史树青先生提出的“书画徵史”一说，无意间与这种当代艺术史学的观念完全吻合起来。

案例分析

《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的伪作问题》是史先生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从这个鉴定的实际案例可以窥见史先生进行鉴定的多样方法。就这篇论文中所运用的鉴定方法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依靠他深厚的文献功底，对历史上谈到这件作品的文献逐一剖析，认为关于“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并没有太强的实证性，甚至可能是一种志怪小说；其二是通过对图像自身内部的人物、关系进行形式、风格的分析，认为不可能是“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并类举将《陆羽点茶图》误判为《萧翼赚兰亭》的事例，来说明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的不真实性；其三是通过对图像中禅塌、水注、火炉以及书生襆头等形式的识别，认定皆为五代、北宋时期样式；其四是辨别对比绘画风格，认为与阎立本《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笔法、风格都大相径庭。综合如上几种论证，史先生认为《萧翼赚兰亭图》名不符实，应该是一幅五代或北宋时期的人物故事画。并由此引出《兰亭序》自身的真伪问题，最终认为《兰亭序》是由于政治等各方面原促使而成的一件“奉旨集字”之作，而大量的王羲之书法，则是智永、虞世南及其临摹者所作。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求“真”不是书画鉴定的唯一和最终目的的原则来看，史先生还从鉴定中谈到了一个重要的艺术史（书法史）问题，即王书、兰亭序作为中国千年书法史最高范式的合理性。由于史先生从鉴定出发认为《兰亭序》是集字而成的，自身具有不真实性，而且，这种不真实性是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因此造就了“唐宋以来，帝王将相们把《兰亭帖》称颂到了神秘化的程度”，也因此“无法正确地理解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艺术成就”。对《兰亭序》真实性和价值的质疑实际上是对书法史本身的反省，体现出史树青先生作为一个鉴定家和艺术史家的眼界和责任。

其他

史树青先生的贡献多在鉴定实践的领域内，未能更多地进行鉴定方法和艺术理论方面的整理和书写工作，颇为遗憾。其文集内有相当一部分文章为普及性文章或书籍出版序言，并非专项研究，也影响到全书的整体性和专门性。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五谷满仓”与“六畜蕃息”瓦当》、《李苦禅赠画记》等文是一般性和常识性文章。另外，还有一些论证是值得我们后学进一步挖掘的。譬如，史先生在《从娄睿墓壁画看北齐画家手笔》一文中推测墓室壁画“作者很可能就是杨子华”。这个论点就还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北齐娄睿墓壁画作者考订》一文是《从娄睿墓壁画看北齐画家手笔》的深化，它所显示的证据之一是“（娄睿）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其墓室壁画绝非一般画家所能为，应是当时熟悉北方贵族生活的大画家所作”；证据之二是“娄睿墓壁画与《北齐校书图》风格基本相同，《校书图》作于天保七年（556）、壁画作于武平元年（570），其间相距14年，两者同为杨子华得意之作”。再无更深入的证据，略显不够充分，尤其是单独使用风格进行鉴定和断代的方法，其准确性未必如此高。当然，对于没有款识和著录的作品，这样的研究本身所具有的难度也确实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