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态”释义

据百度词条的解释：

1.1传统词义：

1.1.1显露美好的姿态。 南朝梁简文帝 《筝赋》：“丹荑成叶，翠阴如黛。佳人采掇，动容生态。”《东周列国志》第十七回：“﹝息妫﹞目如秋水，脸似桃花，长短适中，举动生态，目中未见其二。”

1.1.2生动的意态。 唐杜甫《晓发公安》诗：“隣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 明刘基《解语花·咏柳》词：“依依旎旎、嫋嫋娟娟，生态真无比。”

1.1.3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秦牧 《艺海拾贝·虾趣》：“我曾经把一只虾养活了一个多月，观察过虾的生态。

可见，“生态”似乎是一个用以描述事实和现状的语词。

1.2现代词义：

生态一词，现在通常指生物的生活状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当然，艺术家也是生物。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学（Ecology)的产生最早也是从研究生物个体而开始的。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Ernst Haeckel)最早提出生态学的概念，它是研究动植物及其环境间、动物与植物之间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的一门学科。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的、和谐的等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修饰。当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生态”的定义会有所不同，多元的世界需要多元的文化，正如自然界的“生态”所追求的物种多样性一样，以此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

顾名思义，所谓“当代艺术生态”，就是考察当代艺术与其所处自然、文化、社会及政治环境之间内在关联的一个研究角度或是一门学科。

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以“黄桷坪十年”似乎展开一个回归和总结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对于这十年而言，黄桷坪是成功的，是生态的，是自然的，甚至是天然的。而且试图以这样的起点，继续将这种生态保持下去，使其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从而更加生态。

事实上，生态本身还是建立在发展主义或进步主义这一线性思维下的一个反思性实践。所以，20世纪以来，生态学为什么突然兴起？这与西方左派对于现代性及全球化的反思是息息相关的。

在人类学、伦理学意义上，强调生态的目的是为了回到本土化、在地化、自然化的生存空间。因此，实际上生态本身还有着保守的一面。

生态在中国，一方面又我们自身的历史渊源，有我们自身对于自我生存空间的自觉与反思在里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回避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包括社区、社群，在西方，它有一个前提和底色，就是自由主义。

2．“在地”的焦虑与反思

我平时不上网，昨晚回到宾馆打开艺术国际，就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管郁达老师的关于云南九十年代当代艺术的回顾与反思，另一篇是于今天会议主题密切相关的王小箭老师的“川美走了，黄桷坪怎么办？”。我先不说管老师的文章，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特别是第二部分与我最近的思考有着一定的关系，他说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而我思考的当代艺术与政治文化、文化政治，及生命政治的问题，都与此相关。

不过我想先说说王小箭老师的观点。我不是反驳王老师，更不是批评。我是站在一个晚辈，和站在一个对于黄桷坪而言的纯粹是他者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我相信，王老师包括在座的诸多老师和同学对黄桷坪是有感情的，而且有着很深的感情。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对一个地方，一个生存空间的依赖，且更多体现在对一拨人、一群朋友的依赖。我和王老师交往不深，也是几次开会碰面聊起，才有所认识。更多来自鲍栋等一些朋友的转述。其实，王老师不仅对黄桷坪有感情，对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批评家，乃至那些志趣相投的80、90后更有感情。我记得王老师几次跟我私下聊天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一代黄桷坪还有鲍栋、盛葳、何桂彦、杜曦云，下一代怎么办？

当然，这样一种焦虑也明显体现在他对于黄桷坪的情感与认知中。“川美走了，黄桷坪怎么办？”在这里，我不想把它作为一种艺术生态的反思，我宁可将它作为一种个人情感的依赖。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黄桷坪就是一个整体，以为罗中立、叶永青、张晓刚、钟飙等等就代表了黄桷坪。诚如王林老师所说的：

黄桷坪地处城市边缘，电厂、军工厂、铁道、货运码头，加上学生和原有的城乡居民，社会形态十分丰富，各种人等、各种活法非常典型。

然而，到底有没有一个当代艺术意义上的黄桷坪呢？我想，这些艺术家的创作与黄桷坪到底有多大的关系，而且每个人与黄桷坪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同质、同构的一面，我相信，我们现在也还处在一个表面的认识，依然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这个意义上，盲目地认肯这样一种“艺术地理”和“艺术空间”，可能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站在一个反思的角度，我并不反对这种概括，这种焦虑。这种反思本身就是在这样一个去差异化、去个体性的全球化信息时代，对于差异、独立、个体的诉求。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黄桷坪的独特性就体现在它的多元性，而不是它的整体性、同质性，那么我要问的是，哪一个“艺术区”又是以整体的面目出现的呢？我想，我们很难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物理意义上的川美走了，但精神的川美不一定走了，黄桷坪还是黄桷坪。即使川美真走了，我相信黄桷坪还是黄桷坪。而且，即使黄桷坪也没了，艺术还是艺术，当代艺术还是当代艺术。何况，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当代艺术意义上的黄桷坪，黄桷坪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空间概念。即便艺术家、批评家与之有感情，那也是个别的。而且即便感情本身是群体、社群的，但个体之间也是有差异的。

前段时间我在写毕业论文时，看到当年胡适和《东方》杂志杜亚泉等一拨保守派、国粹派的论争。放在今天看，依然很有意思。当年，保守派、国粹派对于西化的潮流非常焦虑和困惑。但胡适就不以为然，他说：

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它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

胡适所言不免极端，但至少指出了文化本身的保守性及其自然而然的一面。我们再来看今天这些生态意义上的所谓的“本土”、“地方”、“在地”的焦虑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本土、在地的焦虑还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生态的反思，背后隐含的是一个政治立场的自觉。

这一点就体现在管郁达老师和王林老师的叙述中。

王老师和管老师都写过同一个主题的几篇文章。王老师的文章是：《挑战“北京叙事”——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书写》，管老师也写过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反抗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艺术霸权？》。

我们先看看两位老师是怎么说的。王老师在文中指出：

中国当代艺术是由民间力量来发动和推动的，这在1989年6月以后更 为明显。……（而）中国艺术批评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描述，忽略了很多有价值的艺术成果，如上海地区和云贵地区的艺术家在形式探索方面的努力。比如董克俊等。

管老师亦认为：

中国当代艺术从对一元论和独断论的反抗，逐步走向开放和多元化，这个过程是值得欣喜的，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落实到个体的启蒙和心灵自由这个根本问题上来，而是从意识形态反抗的一元化回归到艺术资本主义的一元化结构，它没有产生真正的多元格局和可以包容各种意见的公共空间。这就使当代艺术的自由探索和独立精神受到严重威胁。

从这两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对地方性、在地化的自觉背后，隐含的是他们挑战和反抗中心叙事的立场和策略。这更像是一种政治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这不仅只是限于地方性的自觉，而是建基于对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反思和批判。

在这个意义上，黄桷坪也好，昆明也好，贵阳也罢，或许有它的地方性、在地性或本土性，可一旦置于上述这样一个政治立场下的时候，地方性、在地性本身似乎成了批评家的政治文化地理的想象了。或许它成就了批评，但对于艺术本身而言，未必是有益的。

因为即便我们无法回避区域，回避地方，也不是为了强调其同构的一面，而应诉诸其差异的一面。

3．个体、视角与“生命政治”

我并不反对区域认同，地方性自觉，但是我反对表象的描述和肤浅的表态，我希望，“在地”研究能够真正深入地方性的内在肌理中。就像当年的胡适一样，一方面反对那些保守派、国粹派的焦虑，觉得根本没这个必要，另方面又在大力主张整理国故。所以，历史就是这么微妙。

这里面我强调三个层面：

一是深度的个案研究和探讨。王林老师已经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比如他关于董克俊、叶永青的研究。不过王老师本身是带着一个既定的政治立场和地方态度进行研究的，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本身也在与董、叶两位相关的生活区域中。因此，换一个可能与之相关的区域没有多大关系的人去研究，无疑会得出另一个结论。同样，我们再来看王老师研究非川渝、云贵地域的艺术家，甚或他所谓的中心北京的艺术家，又会是什么样态呢？不仅如此，不同研究之间的区别和再研究无疑更有意义。换言之，它呈现的不仅是艺术家的心态史，更是一个研究者或批评家的心态史。

二是开放的研究视角和进路。展览和作品的呈现、梳理当然是核心。但我们也不要回避其他的角度，比如书信。毛旭辉和张晓刚的部分书信已经公开了。非常有意思。我想，当一个私密文本被公共呈现以后，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其中真实被再造和重构的可能，但以此（及其被再造过程）来观看他的创作时，我们发现，归根结底实际上是一个心态的体现。创作体现了心态的变化，心态的变化也在或明或暗地作用于他的创作。

三是作为方法和目的的“生命政治”和心态史。不论是回到个案，还是选择适切的角度、方法，终究还是要回到其活生生的个体经验研究中。之所以提出心态史、生命政治的研究范式，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研究陷入了两个极端中，也就是上次在我们学校关于“视觉与观念”研讨会中的讨论，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见而不视”，前者不可避免地陷于庸俗社会学的范式，后者则沦为一个去主体性的纯粹物理意义上、原子化的视觉感官及逻辑中。实际上，二者都不足取。因此，回到当代艺术之生命政治的角度，或许会对二者是一个平衡。这也是管老师在他的文章中强调“个体与时代”的意义所在。只有在个体与时代、艺术与政治、视觉与观念的摩擦、张力中，才能真正体现我们心态（政治态度、文化态度）的变化及人生的意义。

对于今日或未来的黄桷坪，窃以为没有必要焦虑，更没有必要自得，以为它能代表一种政治立场。其实未必。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宁可将“生态”一词曲解为个体的“生活态度”或“人生态度”。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当代艺术的“生命政治”之织体和肌理中。因此，回到原初意义上的“生态”，我更关心的是每一个艺术家与黄桷坪的内在关系，和不同艺术家与黄桷坪不同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