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如果从晚清民初算起，现代艺术在中国兴起也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百年来，从康有为、陈独秀提倡“美术革命”，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1979年“星星美展”，’85新潮美术运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直至新世纪以来裹挟在资本浪潮中而迅速“崛起”的中国当代艺术神话，虽历经风雨，但也百折不挠，在艺术话语演变这一向度上还是自足的。

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伴随这一自足的事实上也是一个艺术与文化政治不断对话或相互勾连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一百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始终与政治是同构的，并不像西方那样，是一种对立或紧张关系。正是因此，1979年以前中国现代艺术的理论与思想皆以政治或意识形态话语为依凭。此后，随着思想解放，虽然逐渐摆脱了前改革开放时期“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樊篱，但又陷入了另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反体制或反意识形态——的窠臼。这不仅致使艺术创作的单维化，也成为艺术生成理论、思想话语的障碍。在这一点上，一百年来没什么变化。有意思的是，近三十年，乃至百年来，我们一旦离开了马克思、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西方现当代话语，似乎就无法刻划和叙述我们自身的经验。我想，这还不能只是归结为西方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普适性”。从另一个角度，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创作、研究及批评本身就缺乏一种理论自觉。

当然，仅仅自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自觉，如何付诸创作经验的思考与刻划，和理论话语的反省与重构。因为一不小心，自觉本身反而被自己创设的理论所颠覆。

需要说明的是，倡导理论自觉并不是出于对西方理论的挑战和回应，更不是一种东方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的使然，只是在纯理论向度上的一种反省与思考。而这一点，实际上正是我们最为薄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倡导当代艺术批评、当代艺术史及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自觉并不是抛开西方体系和话语而自创一体，相反，只有通过对西方理论的深度研究、理解和反思，才能更深地认知我们自身，才能更加切近和更为客观地刻划我们自身的经验。这也是编辑、刊行本论丛的出发点所在。

比如我们今天反思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1994）在中国的广泛影响。先不论其在中国的反响到底若何，单就格林伯格本身而言，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其观念、思想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一个流变的过程，且不同时期蕴涵着复杂的面向。不管是作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甚或是经验主义者，不管是对抽象表现主义的誓死捍卫和对观念艺术的坚决鄙弃，还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暧昧关系，等等，格林伯格的经验足以证明一种理论话语的形成不仅只源自艺术及其内在的形式语言理路，且更深地植根于文化、政治的历史与现实中。而此应是对于今日之中国当代艺术最具反思意义的。即，重要的不是格林伯格说了什么，而是格林伯格为什么这么说，是在何种背景下这么说的。在这一前提下，再来反思格林伯格所言——不管是其柏拉图主义，还是其经验主义，不管是其“纯粹性”，还是其“自反性”，等等——对于今天我们的启示到底何在。

事实上，理论本身从来不是一个僵死不变的静物，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活体。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观念艺术的兴起和艺术与社会、政治边界的消失，很难单从艺术形式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余英时语）对其作出恰切的判断和有效的解释，艺术语言在这里已经被开放了出来，其本身就涵有社会思想和文化政治所指。显然，这一转向内嵌于社会、文化、政治的变动，不过就理论本身的转向而言，在其维度上还是不乏自足性。从形式主义转向后形式主义，不只是因为时代文化的使然，也是因为形式主义发展到抽象表现主义，乃至“一张空白画布也成为一幅作品”（格林伯格语）的时候，其本身事实上也已穷尽了绘画的一切可能。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后形式主义语境中，格林伯格的意义又在哪儿呢？为什么他原来的坚持会有所松动，而更强调其经验主义的一面呢？……问题还在于，当我们将其置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时，其意义又在哪里呢？……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其理论和思想也在不断地被再造和重构。

以此检视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其中有着太多对西方的模仿，甚至我们也固然可以承认，基于历史的视角，这种模仿并不乏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证明模仿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应诉诸为什么它是（或不是）模仿或抄袭。因为，于此一旦依然简单、盲目地援引西方理论，必然陷入妄断之陷阱。这其实也说明了自我理论支撑的阙如及其与文化政治、社会思想的“脱嵌”。换言之，正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不加反思、甚至断章取义地援引西方理论话语，反而对我们自身的艺术经验缺乏真正的认识，以至于盲目、狭隘地做出错误的判断。也正是因为我们普遍缺乏这一必要的自觉，反而使得我们极易滑入意识形态（包括反意识形态）的表态逻辑中，以至于“话语权”成了理论和批评界的口头禅。

这并不意味着，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普遍缺乏理论自觉，我们从上一代批评家身上其实也不难探得其思想资源和价值立场。只是这样一种立场已然失却了与当下经验展开有效互动和对话的可能，而依然沿袭着一种简单、教条的方式铺陈着他们的叙事。基于这一反思，窃以为今日迫切面临的不仅是如何重新认识我们自身，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理解西方。比如，除了上述的格林伯格及其“形式主义”的研究之外，本论丛第一辑还将陆续对梅洛·庞蒂及其“知觉现象学”（即艺术感观与内心的关系）、海德格尔及其“新形而上学”（即当代艺术本体论）、福柯的“词与物”（即物质性与视觉性的关系及其文化政治意涵）等展开深度研究和讨论，且这些皆建立在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觉和检省的基础之上，其真正意在重新开启当代艺术及其理论话语的新视野。沿着这个基本脉路，第二辑我们将着力从艺术史的视野出发，展开对于当代艺术相关问题的反思。……因此，这绝非是重蹈“拿来”之覆辙。

可见，虽然这是立足于当代艺术本身的思考，但更是艺术与文化、政治的互动与对话。其实严格地说，当代艺术本身就是文化与政治“对话”的生成。

倡导对话并不是放弃艺术的自主性，相反，恰恰是为了肯定其自主性。这也并不意味着以往我们缺乏与其它学科的对话，实际上也不少，在我看来只是未能真正展开有效、深度的对话而已，于是难免招致相互的误解，并常常拿“懂不懂”“开涮”对方。毋庸说，当代艺术的跨学科研究本身并不成为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跨学科，如何展开对话。而这也是本论丛的尝试和探索之一。相信通过我们具体、朴素的工作，会取得些许成果。

承格丰、A4等艺术机构对当代艺术，特别是对学术事业的尊重和支持，论坛方得以顺利召开，论丛的出版也才得以保证。尽管这样的工作在今日之当代艺术界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是费力不讨好，但正因如此，才显现了我们坚持和努力的意义所在。——因为这不正是今日我们普遍所缺失的吗？！

鲁明军
2010年夏于成都

附件
“艺术：文化与政治”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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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明军 主编

第一辑
意与述：格林伯格与中国当代艺术
何桂彦 鲁明军编
眼与心：现象学视域中的当代艺术
鲁明军编
真与是：古今形而上学与当代艺术
鲁明军编（拟定）
物与词：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政治
鲁明军编（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