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个案或一个具体的点，所以做了一个宏观的题目：“美术馆教育”。但是在陈述我的一些基本想法之前，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黄老师、费老师、凯伦老师和立华，上午没来得及问。在上午的演讲中，黄老师、费老师，包括立华一直都在强调“前沿机构”，我想问一下什么是“前沿”？“前沿”的标准是什么？“前沿”指的是机构本身的前沿，还是机构所做的事的前沿？问题是前沿的机构不一定做前沿的事，二者并不绝对一致。或者说，这里的“前沿”是指西方的“前沿”，还是中国的“前沿”？有没有一个普遍的“前沿”？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西方的“前沿”未必在中国“前沿”？中国的“前沿”也不一定在西方“前沿”？“前沿”与“非前沿”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二元的，对立的，尤其是在中国？而且，还不要说中国、西方，即便是在中国内部也有差异，大陆与港、澳、台之间就不一样，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之间也不一样，那到底怎么界定呢？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如果我们一味地找一些“怪鸟”作为研究对象的话，我觉得有时候会适得其反。至少，站在历史学的角度，尤其要警惕拿“怪鸟”作为对象和依据，毕竟更多的还是正常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从昨天的讲座，到今天上午的演讲，都提到了很多国外著名的艺术机构，我想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西方艺术机构到中国的变异，我觉得这背后隐含着更大的文化政治问题。包括很多国外基金会在中国投资建的艺术空间。

下面，我简单陈述一下我论文的观点。我讨论的是“博物馆教育：艺术，历史与政治哲学”这样一个很宏大的问题。讨论主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将博物馆的起源搞清楚。在梳理其起源及其演变脉路的过程中，发现博物馆起源与战争、帝国直接相关，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而且，传统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教育机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历史的变迁中，博物馆的形态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古罗马，“博物馆”一词原来指的是清谈哲学的小房间，后来，随着帝国扩张和对他国艺术品和文物的掠获，这个小房间逐渐成为存放这些物品的地方。中世纪时，博物馆附属于教会，用于圣像、绘画、古文物、木刻圣经等的保存。1471年，罗马法老王建立了嘉比托里诺美术馆。1683年，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修莫利安美术馆向公众开放。1753年，大英博物馆开放。1793年，法国设立卢浮宫美术馆和法国纪念馆。至19世纪，欧洲大都市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建设基本成型。上述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无疑是作为圣地存在的，即人们想象博物馆的最持久、最传统的方式之一就是将它作为一个神圣的空间存在。但是，二十世纪中叶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传统精英主义的博物馆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满足当代文化的需求，催生了市场产业主导的景观博物馆。在这里，博物馆作为一种“社会技术”，一种“发明”，从而将文化打包以供我们生活消费。我们将它概括为“后博物馆时代”。在这一个转化过程中，不管是功能意义上的博物馆教育在发生变化，而且博物馆本身作为教育也在发生着变化，即从教育到反教育。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从权力到反权力，从历史到反历史，从艺术到反艺术。限于时间，我不展开了。这样那个一个转化过程不仅仅是博物馆，其关涉到整个社会、文化、政治的变迁。

那么，我们再回到当下，发现，在空间或地理意义上，博物馆形态也不一样，而且根深于文化政治中。比如西方博物馆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殖民国家完全不同，比如对西方的抵抗。当然，最独特的还是中国，因为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混杂，什么形态都有。特别是一些边缘的，甚至带有“地下”性质的这样一些艺术空间，某种意义上更能反映出中国文化政治的独特性。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不要忽视在我们看来是“非前沿”，乃至一些官方的艺术机构。事实证明，在中国，恰恰是这些一点也不前沿的官方艺术机构在尝试着种种前沿的实践与探索，比如广州美术馆，上海美术馆。

最后，我想再回到“引论”中提出的“博物馆教育与现代性”的问题。如果说传统博物馆教育还具有教导人怎么做一个有品味、有教养的人的可能的话，那么后博物馆教育则意在为人们提供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视角，不过也不能否认这样的观看和认知本身就带有批判性眼光的可能。问题是，不论如何教人如何有品味、有教养，还是如何开启人重新历史和现实的视野，都在博物馆（包括后博物馆）这一现代性事件的范畴内。而一旦作为一个现代性事件，其自然地被赋予了诸多现代性症候。因此，今日之问题不是博物馆与后博物馆之争问题，而是如何重启古今之争（古代与现代之争），即如何重新反思和批判博物馆（包括后博物馆）及其教育本身的问题。需要赘明的是，反思与批判并非是否弃博物馆本身，而是通过反省和检讨如何展开其新的视野。这与其说是对博物馆教育的讨论，毋宁说就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如果说博物馆是一个现代性事件的话，那么博物馆教育事实上就是现代教育。因此，反思现代教育不是否弃教育，而是重构教育，重构现代教育，从而赋予现代教育以应然品质和价值基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