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三年，“语言暴力”、“人身攻击”、“诛心之论”、“文革式批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屡屡成为当代艺术批评界讨论的热点。不难发现，稍好一点，还能等到讨论不下去时才开骂，更坏的是，对话还没开始就已经骂开了。一时间，界内、界外倒也热闹，无不津津乐道于这摊子事。不过，久而久之似乎也就习以为常了。有时没点“暴力色彩”，反而不习惯了。

这可好，“语言暴力”的争论消停没多久，“不好读，看不懂”、“太学术，老八股”的问题又出现了。最近几次会上和某些媒体相关的专题讨论中，都或多或少地听到或读到个别批评家（多是上一代批评家）、艺术家提及出身于学院系统的年轻一代（主要是70后、80后一代）批评家的文风问题。包括文章发表后，杂志社根据读者的反应对作者的反馈也涉及到这一点。问题大同小异，无非还是理论术语太多，知识援引过繁，语句表达艰涩，等等。

其实对我自己而言，这是个老问题了。两年前，在湖北黄冈的一次学术会上，作为评议人的邹跃进老师，首先就对我的文风提出“不满”，直陈太生涩，太拗口了，还说当年康德他都读懂了，但今天鲁明军的论文他读不懂，也读不下去。就此，他好心建议我今后要多读费孝通、栗宪庭、易英的文章，学会怎么深入浅出。两年过去，费孝通的几本经典都翻过了，栗宪庭、易英的文章也不知读过多少了，但自己好像也没多大长进。以至于，最近几次遇见邹老师都不好意思，其实是怕他说我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没准真如他所说的，我就是让哈贝马斯、罗尔斯这些老外给搞糊涂了。

的确，在从理论阅读到批评实践的语言转换中，年轻一代批评家是需要自我反省和不断锤炼。但话说回来，为什么会“不好读，看不懂”、“太学术，老八股”呢？仅仅是因为年轻批评家自身语言能力不及吗？前几年，《读书》换帅之前，不也常常遭遇类似问题的质疑嘛？尽管当时整体的确倾向于学术化与理论化，但前主编汪晖解释得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说：“在当代社会里，批判性的思考就是要穿透表象、常识，揭示出为‘常识’所掩盖的真相。这种富于穿透力的理论性思考也是很有美感的一件事情，美感并不仅仅停留在修辞之美上。”当代艺术批评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反智主义泛滥”和“大众文化专政”的时代，坚守深度的理论性思考难道不是一种更为审慎、更为理性之举吗？何况，一代人和一代人的学术背景、知识结构不一样，最关键的是他们所身处的现实、面对的问题及其关怀也不一样，基于这一前提，这样一种表达方式的形成难道不也在情理之中吗？

究竟什么是“批评”？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说所谓“批评”就是捍卫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我宁肯将其理解为一种理性的对话方式。事实上，这也告诉我们，不管是老一代批评家，还是艺术家，批评、质疑年轻一代批评家的文风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理性对话的实践。为此我想，一方面作为被批评者，我们有必要做出解释，乃至辩护，但更重要的自我反省和检讨，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表达在与他者——特别是上一代——的有效沟通中的确存在不少障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更希望我们的自我辩护或“捍卫”，特别是自我检讨同样也能给予批评者以再思和再质疑。

说到底，不断地质疑，再质疑，才是真正的批评。故此，问题并不在于质疑和批评本身（因为这是一种权利），而是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质疑方式和批评态度（因为这是一种义务）。

争论也好，批评也罢，作为一种理性对话必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性共识。没有这一基本共识，对话是殊难进行或深入下去的。而且对话是分层面的，有效的对话往往是在同一层面上完成的。可问题是，对话者的学术背景、知识结构、问题意识及价值关怀却又都是基于不同层面的建构。因此，仅只站在自己的层面，简单、盲目地否定他者及其在另一层面的问题及相关思考、讨论就显得有点幼稚了。这使我想起德国“图宾根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托马斯·A.斯勒扎克（Szlezák, Thomas A.）在其名著《读柏拉图》（Platon Lesen）中的一句名言：“不了解的，就是看不出的。”意思是说，柏拉图对话中不仅有“外传”的一面，还有“内传”的一面。或许将其引到这里未必恰切，但它的确给了我们更深的启发：对于今日之当代艺术批评而言，问题不仅在于看不出“内传”，更重要的是连“外传”都不了解；问题还在于，即便是我们了解了“外传”，也未必能看得出其背后的“内传”。当然，了解“外传”是对话的前提，也是批评的义务。至于能不能看得出“内传”，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