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灿灿雅意，将前不久我俩在川大南门外咖啡馆聊起的几个话题整理了出来，他简单列了这么几条：（1）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2）何种批评方法论才可有效？（3）批评的态度与动机是否值得商榷？（4）既得利益与实用主义；（5）“意派”的东方思维。其实，我已经记得不大清楚当时和他具体聊了些什么，读了他的信，才依稀想起一些。不过，现在看这几个问题，倒是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他的很多看法给我不少启发。别看他这么年轻，对世事的敏感，对理论的洞见，对人生的体悟，……我是自叹不如。

我不想就以上问题挨个来讨论，而是通过清整最近的一些想法将其涵括在里面。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正是和他及其他师友的交流，促使自己不断反省。不消说，以下所谈内容中也已不可避免地受到灿灿及其他师友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影响。谨此致谢！

一 革命伦理与保守主义

尽管我与灿灿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对于革命，我们是有基本共识的。尚且不论他以什么理由反对革命，以及他又选择的是什么样的立场，但是我自己则始终坚持保守这一立场。我想，这也是我反对革命的理由吧。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革命就一定意味着激进吗？换言之，保守就一定意味着不革命吗？其实，关于革命的问题，在西方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多得不胜枚举。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卢梭、伯克、迈斯特、托克维尔、阿伦特……，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且不说西方，我们自己不就是典范嘛？！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即便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也被称为“后革命时代”（德里克）。说白了，我们还处在革命时代，骨子里还是一种革命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85新潮美术运动、89现代艺术大展，包括后来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及“后殖民批判”、“社会学转向”等等无一不含有革命思维。其实，上一代人大多都经历过文革，在他们身上总觉得有一种红卫兵的气质，即便是那些宣扬启蒙、力倡理性者，也是以革命的方式启蒙。包括高名潞先生的“意派”，骨子里还是激进，一点都不保守。

当然，我选择保守，不一定就拒绝一切革命。革命也有区分，有英、美的保守、温和革命，也有法、俄（包括中国）的激进、暴力革命。自然，我宁可选择前者。还有，有些革命并非单纯的革命，其背后还有一个伦理底色，故此，决定革命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革命伦理。伦理在此成为革命的支撑。这才是要害。因为，它不仅决定着要不要革命，更决定了以什么样的方式革命。这便关涉到我的保守立场。实际上，在西方，保守主义本身很复杂。而且不管是欧陆，还是美国，保守主义是一支很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欧洲。通常，保守分古典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我所认同的是以亚当·斯密、休谟、弗格森为代表的苏格兰古典保守主义。当然，兴起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尽管很多方面——比如反自由民主、政治单边主义等——不为我所认同，但是它总归还有一个保守的底色，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上，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这些都是常识，不用说得太多。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今天我们一谈保守，就变得异常警惕呢？我想，这里面需要有一个区分。其实，我不反对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的激进行为，这在西方比比皆是。当代艺术作为一种反理性行为，其有时候没法不激进。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当代艺术都应该激进。同样，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艺术批评或艺术理论实践者而言，坚持激进本无可厚非，但是选择保守也没有什么不对啊？恰恰是在激进的声音统驭着我们的时候，出现一股保守的声音，不觉得反而更为清醒和理智吗？事实上，保守不保守，激进不激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到底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今天选择保守，至少让我们变得温和一点，审慎一点，理性一点。说句实话，我们今天有着太多的抱怨，太多的不满，太多的反抗。有时候，容忍、妥协、沉默更重要，力量更强大。尤其在今天。话说回来，要是高名潞真的保守，那我真举双手赞成，问题是他一点都不保守。

二 现实、理想与真诚

今年《读书》有两篇王蒙的文章，印象很深。一篇是发表在4月号的《赵本山的“文化革命”》，另一篇是最近一期（8月号）的《庄子与阿Q》。像王蒙这样的前辈，俗称“人精”一点都不为过。但是，说实话，每次读到后面，我又顿感失望、悲观、虚无。现在想来，可能不是我悲观、虚无，而是作者悲观、虚无。也不能说，他不真诚，其实他比谁都真诚，他将洞穿一切事实、真相，并告诉你，他还不真诚吗？但问题是，我们需要不需要这些所谓的真相？揭示给你看就一定意味着真诚吗？有时候，装糊涂反而更显得真诚。因为，真诚才是目的，揭示真相不是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王蒙其实一点都不真诚。

事实上，当代艺术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栗宪庭、艾未未，等等，哪个不是“人精”？！且看看他们的现实选择，别的不说，就说栗，其实从最近的那篇访谈（《画刊》2009年第6期）中就可以看出来。像他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后，越来越多的（美术专业）毕业生没有出路，而且不断地扩招，大量流落在社会上，聚集在像北京的宋庄、索家村、酒厂、环铁，上海的莫干山，南京的幕府山等地。艺术家聚到一个地方就是一潭死水，我在乎能不能把这潭水搞活。但这是个人完不成的，必须与地方政府合作，我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与很多同代批评家形成了极具反讽、调侃意味的对照。

甘阳有一句话说得更好。他说，他希望今天“我们想事情的时候现实一点，做事情的时候理想一点”。事实是，更多的人，说起来一套一套，比谁都好听，但做起来比谁都现实，甚至比谁都龌龊。简单地说，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但我们真正做的时候，力图把它做得比我们预想得更好。所以，去年高岭先生在中央美院青年批评家论坛上，点评我那篇论文《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的时候，提到我是不是对批评家要求太高了一点？现在想来，也许是吧。当然，这更多是对自己的反思，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能力的有限。殊不知，提高能力固然很难，但坚持真诚无疑更难！

三 当代艺术批评及其有效性

坦白地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批评方法最有效。我先不说我自己怎么批评，就我阅读他人的批评而言，我虽然喜欢他们对作品、对语言的精彩的分析，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揣摩其背后到底还有什么心思。这也是我平时的阅读习惯。

说到这里，想起这一两年来，很多师友也谈及（不能说是批评）我的本质主义问题，坦白地说，我就是一个本质主义者，而且我一点都不觉得本质主义就一定是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坚持的是什么本质？在没有弄清什么本质的前提下，简单、粗暴地反对本质主义那就显得幼稚了。——其实，这样一种方式还是革命的思维逻辑。

我想，每个人生活经历、知识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关怀也不一样，自然写文章、读文章都不一样。不怕大家笑话，我真正关心的是“人”的问题，关心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我们怎么变得更加幸福。就像栗宪庭说的，拿什么来安抚我们动荡的心？正是因此，通过对政治、社会的阅读与体验，通过不断重构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能够改变自己观看、判断事物的方式。基于此，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质疑我从文本到文本，太过于注重文本，说实话，我在文本阅读中获得的乐趣与在观看作品时的兴致没什么分别。这几年，易英老师、邹跃进老师也反复提醒我。年前，在一次会上桂彦也质疑我这一点，后来与鲍栋、段君、曦云、礼宾等也都有过相关的交流。吴鸿老师的提醒更直接，他说我要学会与艺术家打交道。……其实，这些忠告、质疑、提醒、批评都在不断地促使我反省。有效的批评只是一种理想目标，每个人都有知识上的长处和欠缺，正因如此，才会有不同的批评声音，甚至可以说，才会有批评和争鸣的可能。否则，大家都是同一种方法，同一种声音，那也就无所谓批评不批评了。意义不在于谁的更有效，而在于不同批评之间的互动及其张力所在。当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力图将自己对批评变得更有效。说没有用，关键是要去做，去实践。

我也发现，不管是对于老一代批评家，还是对于年轻一代批评家而言，我选择是另一条路。数年前，在邯郸一次会上王林老师就说我是属于“野生”的。尽管我现在进入了学院体系，但是我依然认同、甚至很喜欢这个评价。尽管王老师当时更多是出于我的社会身份（国企员工）的界定，但今天我宁可将其置于自己的理论取舍和价值判断层面上。所以，我更喜欢说自己是圈子外的。好在，不管是自己所在的学校，还是自己的导师，与当代艺术关系不大，也就少可很多不必要的纠缠、瓜葛。当然，这些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更多有意义的声音；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形成理性对话，在不断的深度对话中将问题展开。只要不是诛心之论，争论就有意义。这是公的一面。从私的一面看，重要的是能不能通过对话，促使自己反思。

四 文化政治与当代艺术批评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文化政治不是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文底色提出来的。

最近在重读李泽厚。这几年来，我听到的更多是对于李泽厚负面的评价，敝校有位教授甚至断言：“李泽厚根本不懂西方哲学。”我想，懂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了什么。70年代，他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通过从马克思回到康德，诉诸于个体及其理性的重建。世纪之交，他在《历史本体论》中有通过从海德格尔回到黑格尔，重构整体与个体或“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先不说，他的“古、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如何，单从这两个文本及其思想而言，我们不得不感佩其中的理论洞识和对于历史的先见之明。按照李泽厚的说法，如果说语言为本体的话，那么人生乃本体的本体。康德说得好：“人是目的”。历史也好，艺术也罢，都归结到人的问题。所以，文化政治不是出于语言上的选择，而是出于“人”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文化政治及“人”在这里还不是一种简单的实质预设或条件，它是一种逻辑衍推，或者说是一种本体论承诺。我们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我想还不仅只是语言层面上的创造，就拿这几年的获奖作品看，无一不关涉到政治，关涉到人的生存。

反之，这并不是说语言不重要，恰恰是因此，语言反而更重要。因为，只有将语言开放出来，当代艺术的表达才具有更多的可能性，进而为人生创造更多有意义的向度。只有将语言开放出来，历史的叙述也才能变得更加丰富、生动，进而为人生的反思与检省探得更多面向和参照。记得张旭东在《本雅明的意义》一文中，就马克思与本雅明作了专门比较：

马克思 本雅明
上层建筑/经济基础 表层形式/潜层形式
决定论的，一元论的 非决定论的，多元论的
现实的 寓言的
辩证关系 隐喻关系
间接的 直接的
哲学—政治经济学的 美学—心理学的

对于今日之当代艺术批评而言，以上比较不乏反省意义。重要的是马克思，抑或本雅明？我想，不难做出选择。事实上，自90年代“意义大讨论”至今，邱志杰、王南溟、鲍栋、礼宾等师友工作的意义就在这里。

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批评的生命力很短？或许，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太过于注重批评的时效性，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忽视了批评中应然的理论洞见。相对而言，前者易，后者难。这不仅需要对艺术的异常敏感，更需要一定的思想支撑，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和体悟。

记得汪晖说过：“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水平是很低的。”为什么？仅只是因为既得利益和实用主义吗？我想没那么简单。且让我们一起来反省吧。

2009年8月19日草就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