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刘杰先生！谢谢各位！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座谈，坦白讲，我对城市文化是比较陌生的，因为这几年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在古典和近代文本的阅读上，连当代艺术都很少关注，现当代的所谓前卫、先锋、异质性文化看得更少，所以，今天主要也是来学习的。

据我所知，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很出色，像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就有专门的文化研究所，来做上海城市的研究。比如王晓明、罗岗、吕新雨等等，也有很多专著、成果发表。但是关于成都城市文化的研究还是很薄弱，可能这几年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王笛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07年夏天，在成都召开了一个国际城市大众文化学术研讨会，来了很多学者，我听了整个讨论过程，还是蛮受启发。包括，如何从文学、艺术文本进入一个城市社会、文化、政治的研究。

不过，很巧，昨天下午在交大听了个讲座，有些启发。是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李孝悌先生主讲的，主题是“文学叙事与历史书写”，后来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李欧梵先生也来参与了相关的讨论。在这里，我想主要还是简单谈谈李孝悌先生的讲座。因为专业知识所限，有些也没听明白，讲两个片断，以此来提出我的问题。共三个方面。

首先，他讲的是郑板桥与扬州的关系。他说，研究初始，他怎么读也读不进去郑板桥的文字，后来有一次在巴黎，他读懂了，因为他非常喜欢巴黎这个城市，很容易理解有关巴黎的历史和文本，由此他发现，一个人要想写出温情、感性的文字，必须要融入这个城市，之所以他难以进入郑板桥的文字，就是因为郑板桥自己从来与扬州就是一种疏离感。其实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与城市的关系。这也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今天谈的主题。

事实上，我觉得城市文化归根结底还得回到人，回到人之为人的层面上。也就是说，城市与人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换言之，与其说是人如何如何，或者城市如何如何，还不如说是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比如，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郑板桥与扬州之间是一个疏离感？是人的问题，还是城市的问题？这背后实际上隐含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或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文化、政治的问题。同样，我们看今天，比如成都，成都人与成都是什么关系，我们这些外地人与成都是什么关系。我们常说，成都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融入的城市，实际上也未必，不少外地人多年过去依然是一种疏离和陌生感。那么，我们再接着追问：为什么呢？地方文化认同，现实生活所迫，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再比如，很多人在国外，对另一个城市的认同，那又是另外一番情形了。显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所能简单地理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城市文化研究，其实不是简单地教条地进行一个总结和概括，而是试图将其复杂的一面呈现出来。

后来，李孝悌先生讲到了《桃花扇》与南京的关系。我想，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艺术——不管是美术，还是文学——与一个城市的关系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李先生讲到了南京的园林文化、娱乐、风俗，甚至包括女性服饰等等。他说，像人类学一样，文学是通过一种想象、同情、了解进入了历史。这里面隐含着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文学的建构里历史的真相到底有多远？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但我们发现，文学作品有时候比那些所谓的方志档案更可靠，就像柏桦所说的，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文学本来就是生活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桃花扇》也好，《金瓶梅》也罢，那就是生活，那就是历史。这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的艺术创作进入城市、进入日常生活，那就是真实的，那就是历史，那就是现实。

其实，对于李先生的研究，我也有一个质疑，就是这种下层的、日常的、边缘的城市生活背后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说，像李先生在美国读的博士，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先生的学生。他的研究显然是受了美国文化史研究的影响，他也说到了，对于中国下层文化、社会叛乱的研究实际上美国汉学界研究的比我们自己还要好。问题是，美国知识界对于下层关怀本身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六、七十年代学生运动、民权运动、肯定性行动及左翼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以至于只要是边缘的、底层的、大众的、非中心的就是政治正确的，任何有关精英、中心的讨论都是政治不正确的。那么，以这样一个背景审视我们今天，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时，发现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语境，很像美国六七十年代，尤其体现在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在这样一个都市文化背景下，我们如何审视艺术创作及其批判性到底如何体现。这也是我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到底继续推崇大众文化，还是呼吁精英文化，我们要激进主义，还是要保守主义。或者具体说，今天保守、精英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是真正的保守？什么是真正的精英？
这样一个问题，显然关涉到现代性的问题。我想借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贾樟柯的《24城记》来谈。事实上，贾樟柯这部电影背后，隐含着很深的社会文化政治，甚至伦理问题。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现代社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看那些人的生活，看上去，物质生活显然不成为问题了，但是同样也带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伦理危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尤其强调了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对一个伦理实体的认同基础之上的。贾樟柯形象地表现了这种危机，并试图有所重建，这一点我们从吕丽萍、陈建斌、陈冲对过去时代集体生活的怀念，特别是赵涛饰演的那个80后女生的反省就能看出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贾樟柯所表现的对象实际上恰恰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并非精英阶层、并非保守派。但是要知道，贾樟柯自己的站位则是精英主义、保守主义的，尽管影片表现的是日常百姓，他是以精英的立场将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反思和伦理的诉求诉诸于一个更为普适的社会层面。在这里，我们注意，作为艺术创作，关键在于关注和考量贾樟柯自己的立场和站位，至于他关注的对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关注的问题。这一点也是我喜欢《24城记》的原因，也是我喜欢《梅兰芳》及日本电影《入殓师》的原因。我想，我们今天不是不异质，而是太异质，以至得连本质都没有了，我们今天也不是不自由，而是太自由，因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同样，我们的城市不是不非常，而是太非常，非常的一点都不非常，因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非常，因为不知道非常的根本是普通，因为我们的非常却抽空了其内在的普通。所以，今天城市的问题不是非常的危机，而是普通的危机。我们要重建其普通的底色才是关键，其实，这个普通一点也不普通，这个普通恰恰是成都之为成都的根本所在。而那些表象的所谓前沿的非常因素，事实上是很肤浅的，它还进入不了成都的肌理。我想，这也是我对刘总关于“普通城/非常城”这样一个命题的简单解释。

所以，看上去《24城记》很微观，很碎片化，也很后现代，实际上它还是一种宏大叙事，但宏大叙事背后往往诉诸一个结构或共同体的重建，而重建共同体的纽带、重建人与社会、城市乃至家庭、夫妻的关系无疑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通过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去诠释这样一个主题？这是艺术家的事情。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是让大家都去做宏大叙事，其实方法的问题，也就是修辞的问题也是艺术家的问题，至于是不是宏大叙事，仅只是批评者的理解，是不是也不重要，何况也不可能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本身。

至于具体怎么操作，我想主要还是从不同的微观角度去反映、去体现这样一个主题。比如从大学这个角度，我们会发现，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大学与成都的大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很多就体现在一些细节当中，而这些细节恰恰是一个城市与人的关系所在。具体的艺术形式，还是通过媒体公开征稿，绘画、影像、装置或其方案都可以。
以上是自己的一点感想和浅见，谨请各位批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