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以成为“模式”？

吴味先生在《本体论转型与艺术“意义”——与易英、王南溟、鲁明军、段君有关》一文中就易英的“力求明确的意义”、王南溟的“社会—文化—政治学模式”、笔者的“从单向道到多维度”及作者自己所提出的“心理—社会—文化学模式”（“问题社会学方法论”）作为当代艺术意义建构的一种模式而展开反思和讨论。我想，尚且不论易英、王南溟先生是否承认自己意在建立一种模式，但笔者的“从单向道到多维度”绝非是作为一种模式而提出来的。恰恰相反，本质上我是反对批评作为一种模式存在。对此，杨小彦先生在2008年“第二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上也深感忧虑。当然，他所批评的还不仅是模式问题，而是一种语词、概念的发明及“占有”、“竞争”现象。[1]

去年，在拙文《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当代艺术批评的价值重思与实践检省，1990-》[2]中，笔者基于思想史的向度，亦就易英的“力求明确的意义”、王南溟的“当代艺术的公众舆论化”，包括李公明、鲁虹、孙振华等先生力倡的“社会学转向”做了进一步的反省。笔者以为，无论是“力求明确的意义”，还是“社会—文化—政治学模式”、“当代艺术的公众舆论化”，甚至包括笔者所谓的“从单向道到多维度”都最终具有陷入虚无主义困境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吴味所针对的三个“模式”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区分，其不乏内在的一致性。

其实，即便是吴味自己所谓的“问题社会学方法论”及“心理—文化—社会学模式”，根本上还是囿于这一窘境。吴味认为，这是“当代艺术针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方法论的具体问题”。在他看来，在当代艺术的“问题社会学方法论”中，所有的方法（也包括心理学方法）都参与到针对问题的观念创造中，只不过艺术最后呈现出来的主要是“观念”。[3]显然，作者所谓的“问题社会学方法论”在此暗合了王南溟先生关于“当代艺术即新闻”这一论设。毫无疑问，不管是吴味，还是王南溟，都是将自己置于一个边缘的、非中心的立场来审视社会现实，展开其揭示和批判。

然而，我想问题的根本并不在这儿。关键在于，什么是当代中国的真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该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做出怎样的选择？这才是根本的问题。反言之，抽空了问题本身的“问题社会学方法论”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使我想起费大为的一句话。他认为，如果说艺术作品的资源作为语言的话，那么，如何组织这些资源本身便是艺术创作的语法。而一个优秀的当代艺术家都有一套自己相对成熟的语法。问题是，语法固然重要，但是抽掉了语言的语法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根本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空谈方法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论及问题，则关涉到当代艺术本体论的问题。我并不否认吴味所谓的“问题社会学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及其意义。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力求明确的意义”、“社会—文化—政治学模式”就一定是去问题化的呢？在此，问题不仅在于问题本身，更重要的在于如何触及问题及如何面对问题。或者说，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持何种立场或态度。并不意味着，当代艺术所针对的社会问题非当代艺术就不关注，事实上，有时候，非当代艺术、乃至官方艺术更具问题意识。不同在于二者针对问题时的立场和方式，要么激进，要么保守；要么批判，要么容忍……相对模式、方法的讨论，这是一个在根本层面上的反省。而今，当代艺术与非当代艺术的去边界化亦恰恰在于有关问题的讨论仅只停留在模式层面，而没有延伸到这一更深的向度。

这一点，吴味不是没有意识到。与此相关的是在文中，他尤其强调了“特定”的社会语境与“特定”的艺术形式。他说：“没有针对‘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学’问题语境的‘特定’艺术形式，我们就无法看到艺术形式背后的‘特定’社会、文化、政治场景。”[4]这里的关键词“特定”本身便含有艺术家在创作中的判断、选择及其立场。但是，至于“特定”到底指向什么，吴先生却语焉不详。

吴味指出，笔者所谓的“从单向道到多维度”已经脱离了当代艺术之本体论层面。我们姑且认为吴味的论断是正确的，问题在于，笔者并没有明确“从单向道到多维度”作为一种当代艺术本体论模式，是作为一种价值创设的可能路向而诉诸于反思。若从价值创设这一层面上看，作者所主张的这种本体论模式本身恰恰是亟待反省的对象。诚如作者最后所明确提出的：“离开本体论，当代艺术的意义维度建构就不会有它的特定性和超越性”。[5]这或许是我与作者的一个根本分歧。作者坚持的本体论，恰恰是笔者反思和超越的对象。当代艺术家创作时更多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观念，对其意义的论设是有限度的。王广义创作《大批判》时并不知“政治波普”，更不知“政治波普”意涵为何；方力钧一开始也不知“玩世现实主义”，更不知其到底意义何在；……“政治波普”之所以为“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之所以为“玩世现实主义”，……不仅在于艺术家对于现实的敏感及精准的表现，亦在于作为观看者的批评家同样对于现实的体验和把握，特别是对于艺术作品的有效感知及恰切概括。因此，在笔者看来，恰恰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限定性制约了当代艺术之意义的创设和建构。

可见，不管“力求明确的意义”，还是“社会—文化—政治学模式”，还是“问题社会学方法论”（或“心理—文化—社会学模式”），只要是作为一种模式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导向狭仄的“单行道”。而“多维度”意义上的价值创设，不仅超越了本体论层面，而且赋予当代艺术及其意义更多的可能性。一旦主张一种模式，总是难免生成一种话语霸权的倾向。当然，若按这个逻辑推下去，笔者所谓的“多维度”价值创设路向、乃至任何观点（包括虚无主义本身）也不免具有成为价值主宰的可能性。

二 到底谁是“现实主义”？

吴味先生认为笔者将当代艺术理解成为一般的“内容—形式”的本体论，就说明笔者对当代艺术的本体论转型缺乏认识。在他看来，“当代艺术的‘形式（能指）—内容（所指）’的本体论实际上是‘形式（能指）—观念（所指）’的本体论。”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在当代艺术中，‘形式’与‘观念’是不分的，语境中的‘能指’就是‘所指’，‘所指’就是‘能指’。”为此，他指出，这个“所指”不是图像（艺术）的“内容”（题材），而是对“问题”的提示“观念”。[6]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明的是，事实上，在阅读吴味先生一文的时候，我逐渐觉得，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在立场，而是在基本知识的层面上。而这，为我们之间的对话与商榷非但没有架起有效的“沟通桥梁”，反而沦为不可通约的“鸿沟”。比如作者所指出的我所谓的“内容”，其实在这里是一个一般或普遍意义上的“内容”，其涵括着“观念”，二者之间并不对立。退一步说，假如当代艺术没有“内容”（题材），只剩下形式和观念，那么，我想追问的是：没有“内容”的“形式”或者说所谓“观念”的“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是不是意味着，行为艺术不需要付诸行为，只要文本层面上的叙述就已经完成了呢？这是不是意味着装置艺术也不要空间结构，而只需要嘴巴说说就已经完成了呢？……何况，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内容”（包括观念）实践及其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成的。易言之，是不是意味着现实主义艺术就只有题材，没有观念了呢？我想，吴味先生可能误解了一个基本的概念，以为“内容”就是一种“叙事性题材”。因而，以此区分当代艺术与非当代艺术可能略显牵强了一点。何况，在我文中并没有“内容即题材”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