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什么不“碰”施特劳斯？

2008年11月8日，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杂志社主办的“2008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研讨会”上，拙文《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当代艺术批评的价值重思与实践检省（1990-）》（以下简称《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1]受到了高岭、殷双喜、何桂彦、盛葳、黄继谦、孙宁等数位先生的批评、质疑和指正，他们先后提出了不少极具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2]无疑，这些问题对我进一步纠正论述中的错误、完善其中的不足、开拓思考的视野和深度都不乏积极意义。为此，我想通过本文，针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作一整体性的回复，一方面对他们的质疑作一澄清和说明，另方面根据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我的论述作一补充和完善，也是对我提出的当代艺术批评与现代性这一问题的再反思。

丁耘在《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一文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界所经历的四个转变，这四个转变端赖于四位西方思想家：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丁耘将其称为改革开放时期的“西学四导师”。[3]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到李泽厚对康德批判理论的马克思式解读，再到海德格尔的 “此在”、“诗意的栖居”、“大地”，直至今天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人如何面对作为一个政治动物”这一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对于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事实上当代艺术批评界无法回避——除非有意地回避。某种意义上，我们实已或隐或显地身处于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中。特别是前三位，我们并不陌生，其深刻影响了8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批评话语和立场。但我真正想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都不“碰”施特劳斯？为什么我们都回避了政治哲学？

反思近三十年的当代艺术批评，如果80年代、包括90年代初，当代艺术批评界还与思想界有所关联的话[4]，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000年以来，二者却出现了自觉分化，今天的情形已然成为两个极端：当代艺术批评界越来越激进，思想界则越来越保守。我想，这里面便隐含着批评界不碰施特劳斯及政治哲学的两歧性因素：一是当代艺术与政治的分歧。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观念化使其直指社会现象，而对于现实表象背后的政治价值则选择了回避。这一点，尤其体现在9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批评中。[5]二是左右两翼的分歧。当代艺术批评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迫使其无法切近施特劳斯，前者以后现代或西方马克思批评理论等左翼思想为背景，而后者恰恰是反后现代和反批判理论的右翼立场。因此，笔者宁肯将其归结为二者最终追问的根本问题之差异，或基本的问题意识之区别。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时代的问题意识和基本问题呢？

一 我们时代的问题意识与基本问题

当代艺术批评与政治哲学的两歧性决定了二者对于我们时代基本问题的意识和判断是迥然不同的。如果说，当代艺术批评是基于现代性批判的实践，那么后者虽然同样针对的是现代性，但其更多致力于现代性的反思、追问与重建。因此，所谓当代艺术批评的政治哲学进路就是将艺术批评本身引向这一建设性的价值维度。

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追问政治事务之自然（Nature），追问最好或正义之政治秩序。”[6]亦如施特劳斯弟子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所说的，对于政治哲学而言，“人是什么”才是第一位的问题。[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所谓的政治哲学进路意在将当代艺术批评引至我们所身处和面临的根本问题上。

什么是我们今天无法回避的基本或根本问题呢？无疑，就是现代性，亦即：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现代性批判？我在《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一文中归根追问的亦正是这一问题，这也导致了我与诸位先生的分歧。我将现代性返回到政治现代性层面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韦伯（Max Weber）所谓的现代性批判是现代性自我的批判。[8]因此，当代艺术批评面临的不是批判的问题，而是批判背后的价值诉求和现代性重建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政治哲学问题。因此，我们今天的基本问题不是社会现代性，也不是审美现代性，而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当然，作为一种艺术实践，当代艺术批评固然无法回避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嵌入审美与社会现代性领域的过程中，将其指向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政治现代性问题。这样一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柏拉图“洞穴寓言”所隐喻的如何从“二阶价值”（即意见）回到“一阶价值”（只是理性层面），如何从真理回到真理之本质。[9]

这自然就关涉到我在文中提出的自由主义作为价值底色的问题。这也是高岭老师质疑的一点。在这里，我想说明的一点是，这仅只代表我的观点，我并没有认为自由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遭遇现代性，自由主义问题无法回避。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我们能否回避现代性？能否回避自由主义？在我看来，在付诸于现代性批判的时候，尤其应该澄清批判本身应该指向哪里。进一步说，对于批判本身，我们如何持守一个审慎的态度。某种意义上，选择以自由主义作为批判的价值底色，也是基于自己对于我们时代问题——人之为人的问题——的基本判断和选择。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显然政治哲学都是我们今天无法回避的。其不仅关涉批评立场，更关涉到当代艺术批评之价值本身。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其自觉衍生出当代艺术批评如何自处的问题？尽管我在《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一文中提出建设现代性比批判现代性更为迫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否定批判本身，我强调的是基于现代政治或现代性认同前提下的现代性反思和批判。因此，当代艺术批评的自处并非回到单纯的形式话语，恰恰相反，必须回到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方可展开反思与批判。这也是我与潘公凯先生的现代性的“四大主义”（西方主义、传统主义、大众主义、融合主义）[10]、高名潞先生“整一的现代性”的分歧所在。我强调的是文化与政治或现代主义（Modernity）与现代性（Modernism）之间的张力，但是潘、高两位先生则将批判和建设作整一化处理，都看作是现代性在中国的反应，高名潞先生甚至将“整一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处理。尽管他们两位也不乏分歧，但是在这一点上，二者则是一致的。[11]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现代性批判，是在建设性前提下展开的，或者说，现代主义是在建设现代性的前提下的一种批判性反应。与其说这是一种艺术态度，毋宁说这是一种问题意识，或是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