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鲁明军著《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8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批评与文化政治》后记。

收录在本书的大部分文字都是我于2006—2008年读硕士期间完成的。后来，因为直读博士，按规定就免了硕士论文的撰写。这本批评文集算是对我读硕士这两年的一个交待吧。
这两年来，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修课和协助导师黄宗贤先生完成教育部课题“中国现代艺术的大众化思潮”的研究。去年年底，课题结了，成果《启蒙•革命•消费：中国现代艺术的大众化思潮与公共政治，1919-2000》也即将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也可以说，这本文集是课题研究的一个副产品，部分论文还是一些课程的作业。开始以为涉及问题太混杂、太凌乱，没法整理。但等我硬生生将它们凑到一起的时候，发现逻辑还是很清晰的一个整体，还是有一个主线贯穿其间，即关于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文化政治的反思与检省。显然，所有的文字也基本应合了当代艺术界及思想界在这一阶段所关注和讨论的一些问题。某种意义上，它基本体现了这两年我的阅读、思考与关怀。

2006年入学以后，对我来说，可能读什么书、怎么读书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好在，次年夏天，在中央美院宋晓霞老师的引荐下，参加了两届由甘阳先生主持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先后在清华大学和汕头大学举办。这两次学习直接影响了我的阅读和思考，启发我从思想史的源头重新读起。所以，从此更多的时间，便沉浸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马基雅维利、培根、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卢梭、伯克、孟德斯鸠、密尔、托克维尔、尼采、联邦党人、施特劳斯、沃格林、罗尔斯、哈贝马斯等这些伟大思想家的作品中。显然，这基本上是经验主义这条线的梳理。但事实上它与艺术或当代艺术本质上是很难通约的。倒是我由是比较警惕的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后现代思想与当代艺术反而始终保持着暧昧关系。也有不少老师、朋友对我这样的阅读不乏怀疑，甚至认为我离艺术越来越远了。对此，我并不这么认为。其实，等我基本把这条线梳理一遍后，我发现，经验主义不见得对认识和理解当代艺术一点用也没有。恰恰相反，其为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性、后现代思想及在这一背景下当代艺术的处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想理路和价值支撑。正是在这一理路和支撑下，我们才有重构现代性批判及其正当性基础的可能。《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当代艺术批评的价值重思与实践检省（1990-）》就是在这一阅读背景下思考的结果。

这篇论文从写作到定稿历时将近半年，全文分上下两期将发表在李公明先生主编的《美术馆》上。论文的第一部分在2008年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上宣读，全文获得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当代艺术青年批评奖”一等奖。文后附录的《高岭评〈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是高岭老师在“青年批评奖”研讨会上对我论文的点评。记得当时，对我论文观点质疑的声音很多，很多都想不起来了。尽管，后来写了篇回应（即本书代序《当代艺术批评与政治哲学》），但那只是对一部分问题的回应，还有很多一是想不起来了，二是也没有能力回答，至少还不具备回答的能力。好在，蒙《画刊》崔灿灿先生的抬爱，将围绕这篇回应组织一个关于“当代艺术批评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边界”的系列笔谈。所以，至于我在文中到底说了什么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更多人的参与将这一话题引向深入。灿灿小我几岁，属于80后了，自然对一切新鲜事物比较敏感和好奇，《当代艺术：“山寨”的，抑或“庙堂”的？》一文就是应他约稿，年前撰写的。此时，正是“山寨”春晚、“山寨”文化闹得正凶的时候。

我在《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这篇论文中将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思潮归结为四类：后殖民批判、后现代解构、社会学转向及正当性质疑（民族主义思潮）。查常平老师读过初稿后，提出我忽视了很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潮”。对此，我在文中后来作了补注，对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回避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其后的《从沉沦到自赎：重构当代艺术的人文图景》和《人文的迷思：“诸神之争”，抑或“诸神共舞”？》二文虽然都是查老师的命题作文，但恰恰成为对这一问题的再反思和进一步补益。《双（三）年展：我们面对什么？》是《画廊》杂志的约稿，其间和组稿人胡斌先生有一个关于后殖民等问题的讨论，发现很有意思，似乎比论文讨论得更深入。现在看来，也算是对“后殖民批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社会学方法在当代艺术研究中的可能性》是我选修社会学系社会研究方法论课程的作业，论文得到了陈彩霞老师的指导，并发表在《美术与设计（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历史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政治本质主义》一文是四川美院王志亮兄在《红艺术》杂志组织的一次专题讨论中的约稿，主题是对当代艺术批评社会学转向的反思。《“当代艺术与社会”关键词》是李公明老师的约稿，后来发表在《美术馆》上。以上这三篇论文都围绕当代艺术与社会学展开讨论，我想，也是对我关于“社会学转向”问题的延伸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