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9月23日至10月2日期间，应台湾中华青年基金会的邀请和学校的推荐，参加了由台北大学承办的「两岸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并参观、拜会了台湾公共电视台、慈济医院等公共机构和组织，游览了阳明山、日月潭、大鹏湾等风景名胜。不过，要说收获，还是处处所渗透的民主政制赋予自己的种种感触和启发。此次台湾之行的日程安排得挺紧，每天回到宾馆累得够呛，更不用说动笔写东西了。但即便如此，还是强逼自己记下些许体味和感知。感谢好友Z君提醒了我，说实在的，以前出去都没有这样的习惯。

资本、当代艺术与深圳

9月22日

下午一到深圳，朋友C君便带我去参观他所供职的深圳大学（以下简称「深大」）。C君在美术学院任教，负责学生的素描基础与油画课，对于曾经留学列宾美术学院的他来说，这还算轻松。爱人是附近一家中学的老师，小孩4岁不到，由保姆照顾。住的100多万的「复式」，开的20多万的「别克」，学校还专门配备了一间一百多平米的画室。……俨然是一副小资产阶级的样子。面对我的惊愕，他却说，「这样的职业，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生活，在深圳太普通了。」但是，这在内地何以可能普遍呢？这便是资本的力量。看上去，在深圳只剩下钱了。想起两三年前他说的，在「深大」教书，待遇不用考虑，你只考虑怎么把书教好。当时不以为然，今天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尽管物质生活很富足，很安逸，特别谈及未来深圳可能的变化，C君更是津津乐道。但也看得出来，在这种空前的物质巨变背后，遮蔽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焦虑。或许是因为深圳太缺乏文化了，所以，在国内还没有哪一个城市像深圳市政府这样重视文化投资。仅只小小的深圳美术馆，每年举办展览、开展论坛，政府便投资数百万。对于「深大」而言，那就更不用说了。几年前，政府曾一次性拨款21亿，每年还支付2.8万元/人（学生）。按照C君的说法，今天的「深大」不是害怕没钱，而是发愁怎么花钱。

或许是因为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因为钱太多了，以至于即便是文化投资，最终的结果却依然是去文化的文化，结果还是物质、资本和利益。在这里，文化已经无法成为目的，资本才是真正的目的，且对于这一目的他们还不自觉。文化只是幌子而已，或者说，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对于深圳而言，走向文化都市，已经是积重难返了。所以，当他带我来到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时，离我的想象何其遥远！偌大的「视觉政治学——另一个王广义」和「静音——张培力回顾展」的宣传海报也无法掩饰周边酒吧、公司、餐馆、商铺及娱乐场所所蕴藉着的资本膨胀与消费浸蚀。「王广义」和「张培力」反而显得多余。当然也可以说，它们本就是资本和消费的一部分。

我想，今天没有一个外地人比深圳人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些。正如C君所说的，对于深圳这样一个不满30岁的年轻都市而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带来文化的焦虑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的积淀不是仅靠投资就能完成的。文化需要慢慢积累，缓缓沉淀。有时候，欲速则不达，甚至适得其反。也不是深圳人不明白这些，问题是明白了又能怎样呢？！焦虑之外，还有些许无奈。于是，只有将气撒在深圳市政府特聘的文化顾问余秋雨的身上。当然，也是因为「政府缺乏慧眼，居然请余来做文化顾问。」

说起这些见闻和感触，同行的J君更直截了当，「最好是在深圳把钱挣够，然后回成都生活」。——不错的建议！

「现代」与「传统」：台湾民主之谜（一）

9月23日

活动内容：参观101大楼，前往世新会馆

费尽周折，终于来到了「宝岛」台湾。从上午8点在深圳罗湖口岸集合，到香港转机，直至台北国际机场，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一路上，不知过了多少关卡，无非是审核、盖章而已。我在想，假若有一天省掉这些手续，那不知要节约多少成本。

迎接我们的是中华青年交流基金会的W老和D小姐，他们将陪伴我们度过10天的台湾之行。W老很有意思，一上巴士，便开始「推销」台湾的「民主政治」。当然，口口声声还是离不开「两岸统一」。比如，说起正在行驶的机场高速路上的收费站问题。他说，这条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初建时设了很多收费站，给行车带来了很多不便，效率大大降低，不少市民也是怨声道载，但是即便如此，若要拆除其中多余的收费站可不那么容易，不象在大陆政府一纸命令，便可解决。在台湾可不行，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民众说了算，所以要拆并不那么容易。即便要拆，那也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对此，W老可能还不了解，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已经体现了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当然，W老也深有感触地说道，有时候，这也未见得是好事。比如高速公路收费站问题便迟迟得不到解决。途经台北科技大学时，W老介绍了台湾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对于私立高校，他尤其强调了两岸的区别。他说，「台湾的私立学校并非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大陆则截然相反。」巴士行至「议会大楼」、「行政大楼」附近时，W老更显得自豪。与其说是在介绍景观，毋宁说是在炫耀他们的制度。就像他所说的，「我们的议会相当于你们的人大，但我们的议会是用来立法的。」好像我们的人大不立法一样。当然，不可讳言，民主制下的议会立法与一党制下的人大立法的确有着霄壤之别。

我在想，幸好大陆不是台湾式的「民主政制」，否则也就不会有今天蓬勃发展、迅速崛起的中国了。说到这里，也奇怪。曾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奢华，那么繁荣。市民的生活节奏不是想象的那么快，比大陆很多城市慢多了。一路上，也不乏「破败」、「落后」的景象。这些在侯孝贤、杨德昌影像作品中司空见惯的画面，可能正是其保守的一面。当然，这与今天台湾的经济萧条也不无关系，但在某种意义上，我宁可将其归结为其「民主政治」之「传统」与「道德」的一面。而这也反照出大陆普遍粗鄙和「现代」的一面。

回宾馆的路上，已是晚上9点多了，沿途的很多店铺都已经打烊，依稀可见竖排的书法体招牌……传统的文化与道德伦理在台湾持守得如此完好。

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呢？灯红酒绿的「不夜之城」就是「现代」吗？去传统就意味着「现代」吗？今天的大陆，无疑是去传统的「现代」的典范。所以，在台湾处处是「您好」、「谢谢」等这些基本的礼仪面前，我们显得多没教养；在台湾处处是传统文化面前，我们又显得多么「现代」。可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台湾不「现代」了呢？我想，恰恰相反，不「现代」的不是台湾，而是我们。正是因为我们太「现代」了，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现代」。台湾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现代」与「传统」并非二分的，更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而是相辅相成的共生与融合。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传统的支撑和制约，才使得台湾的「民主政制」得以有序建构。「现代」本身就「古今会通」的结果，施特劳斯所谓的「古今之争」，到底是「去现代」呢，还是「去传统」呢？

反言之，对于大陆而言，所面临的危机，与其说是现代性危机，毋宁说是传统性危机。面对这一危机，不是以「现代」替代「传统」，而是如何回到「传统」，进而从「传统」开出「现代」的问题。正如Susan L. Shirk所说的，今天的中国事实上是「外强中弱」。尽管Susan L. Shirk指的是不可抑制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内在政治威胁，但我宁可将其归结为传统伦理的集体阙如可能导致的社会与政治危机。

「公共」与「信仰」：台湾民主之谜（二）

9月24日

活动内容：参观民主纪念馆，拜会公共电视台、慈济医院台北分院

台湾「民主纪念馆」与「自由广场」遥相辉映。「纪念馆」内蒋介石塑像背后的「科学」、「民主」、「伦理」彰显了现代政治之要义，「自由广场」前的和平鸽赋予其更多的浪漫色彩。事实上，正如「罗斯福路」、「麦克·阿瑟路」等诸如此类的社会或城市符号足以印证自由、民主、法制已经渗透到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中。政治进入百姓家，在台湾不算什么稀奇。W老说，在台湾，言论是没有禁区的，土地是完全私人化的。因此，城市的新旧交替也显得慢了许多。这也意味着，虽然民主是现代政治之所指之一，但有时候民主本身也会成为现代政治的「反向运动」和「制约力量」。所以，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那要看什么样的民主，什么前提下的民主，什么情境下的民主。有时候，民主反而是个坏东西。

对于大陆而言，最新奇的还是要属台湾选举时民众的政治参与与实践，包括媒体的唇舌之争，表象看上去更像是闹剧，但台湾的「可爱」之处也恰恰在此。

相对台湾其他电视台，公共电视台是一个中立性媒体，它既不偏蓝，也不偏绿，始终在蓝绿之间摇摆。某种意义上，它将更多视角置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对话与制衡。因此，它更多关注的也是民生问题，而诉诸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一家私立电视台，尽管需要政府拨款和法律保护，但其运作、主张则完全是独立于政府的，更非以盈利为目的。也正是因此，其更加希求民间捐助，通过建立会员制，而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这一独立身份再次无疑具有双重的公共所指，其一方面诉诸于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对话，另方面也致力于蓝绿两党的制衡。某种意义上，在此其已然超越了党争。

与此不同的是，一旦公共媒体被赋予了党派色彩，则无形中将自身陷入了悖论困境中。一方面其主张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制衡，但另方面党派倾向无形中消解了这一公共对话，而使其沦为异端。但毋庸置疑的是，不管是中立性媒体，还是非中立的公共媒体，民主的底色、言论自由的基质是不会变的。反过来说，「公共」及「公共性」之所以成立，也正是因为民主与自由作为前提，否则，即便是「公共」及「公共性」存在，也是「伪公共」及「伪公共性」。哈贝马斯所谓的「强社会」的基础是「公共领域」的建构，但「公共领域」的建构的前提还是在于一套相对完善的民主政制。

无独有偶。除了公共媒体，台湾的慈善组织同样高度发达。事实上，其性质与诸如公共电视台这样的公共媒体并无二致，都属于第三部门组织，即非营利组织（NGO），而这已成为台湾「强社会」的有力支撑。下午拜会的慈善机构——台湾慈济台北分院便是典型的NGO组织。与通常的医院不同，隶属于由证严法师所创立的慈济慈善机构的慈济医院具有浓郁的宗教气息。某种意义上，台湾高度发达的慈善事业与民众的宗教信仰的分不开的，包括民众选择当志工也大多源于自己的信仰。慈济医院的很多非专业工作就是由大量的没有薪水的志工担任的。

精湛的医术、一流的装备和以大爱为本的佛教度人理念是慈济医院的两大特色。在这里，救身与救心同等重要。恰恰这样一种理念，吸引了大量的志工积极踊跃参与其中，包括接送病人、病房护理、心理咨询、音乐演奏等，从而有效制约了资本主义带来的信仰失落、精神阙如的可能。尚且不论佛教是否具有新教功能，但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契合了韦伯理论。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本身也已成为民主的「基石」，即如何回到人之为人这一根本伦理与政治层面上。毫无疑问，慈济医院的成功正是台湾现代政治成熟的恰切体现。

政治参与固然是民主的核心，但在我看来，「公共」与「信仰」更是台湾民主之谜所在。

「实证」vs.「价值」：学术与政制

——台湾民主之谜（三）

9月25日

活动内容：「两岸社会的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今天的「两岸社会的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是此次台湾之行的「重头戏」。会议在美丽的台北大学举行，虽然台北大学在台湾算不上一流大学，但是我们所到之处即其新校区相对周遭的喧闹还是显得静谧、空旷，无疑是个学习的好去处。何况，台北大学的社会学学科是台湾一流的，连现任校长侯崇文教授都是社会学专业出身。

说实话，在没有拿到论文集之前。我就一直怀疑两岸同学对话可能性，也没抱多大希望。即便如此，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也尽可能地集中在一个相对普遍的问题上，期冀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但就在会前，我简单翻过论文集后，我已相信很难展开对话。事实证明，两岸同学关注的问题、思考的角度、分析的方法及得出的结论是如此不同。也许是因为台北大学是会议主办方之一，与会的大部分台湾同学都是社会学、传播学专业，几乎全部采取同样的社会学范式，甚至连论文架构都无二致。不管是什么专业，关注的问题都非常具体，比如科系性别、汽车广告、「创意市集」、「星光大道」等，基本都选择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统计、计算、分析，数据、表格、模型建构了论文的主体。在他们看来，即便是非量化的质性或定性研究，也不可以凭空说话，也要讲求证据。与此相反，我们大陆同学的论文都是关注的是民族共生、人口结构、思想政治、节俭美德、儒家伦理、现代化挑战等宏大问题，除了社会学专业外，极少采用定量研究，即便是质性研究，也缺乏严谨的证据论证。

于是乎，在台湾同学被我们这些很玄的思想问题「搞晕」的同时，我们事实上也被他们那些同样在我们看来很玄的数据、公式、模型「弄糊涂」了。当然，这并非我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台湾同学研究过程中如此强调证据？我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民主、法制政治渗透的结果。所以，学术与政制在这里完全是相契的。

看到台湾同学的研究如此具体、如此严谨、如此细致，我的确感到惭愧，甚至汗颜。但是，我也在怀疑，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社会学方法，特别是定量方法才能解决呢？是不是所有的问题只有通过数据、表格和模型才能说明呢？有时候，一句话便可说明，何必采用那么复杂的论证分析过程呢？如此，是否会致使方法本身成为目的了呢？更重要的是，实证研究普遍缺乏一个价值层面上的反思和判断，所谓的社会科学事实上已沦为去价值化的社会科学。这也是我请教评论人——台湾大学张锦华教授的问题。

张教授的回答非常明确。她以哈贝马斯关于社会科学之目的的分层为依据，认为我混淆了不同的层次与目的。她说，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社会科学研究有三个不同目的，一是工具性目的，比如大多社会学、传播学研究；二是诠释性目的，比如文学、艺术研究；三是解放、批判性目的，比如后殖民、女性主义等。特别是对于后两者，她认为对于这样的质性研究，也要强调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诸如此类的研究方法。因此，关键在于，研究目的的诠释也要经过经验的佐证。显然，按她的这一回答，去价值化的工具性目的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无需价值层面上的反思。

不论是研究方法的实证性，还是研究目的的工具性，无不根深蒂固于台湾的民主政制。但问题是，正是因为这种机械化的单向度方式，束缚了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深度反省的能力。对此，张锦华教授也并非没有体察到。在点评中，她也在为普遍的工具性目的而导致的诠释性目的的匮乏而不无担忧，并强调了社会学研究中批判性反思的必要性。

但若换一个角度看，为什么我们大陆的同学又是如此热衷于诸如道德、公民伦理、思想政治等宏大的形而上主题呢？我想，这里面不乏一种可能。之所以台湾同学很少关注形而上问题，某种意义上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诸如道德、伦理、政治这样的问题已不是问题，抑或说，对于现代政治已经成熟的台湾而言，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潜在的认同。因此，其自然更多视角投向具体的社会问题。工具性目的主导的社会学研究有其正当性和适切性基础。不同的是，在缺乏法制基础，又是道德匮乏的大陆，政治与伦理自然成为同学关注的焦点。抑或说，对于大陆而言，解决形而上的问题比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更为迫切。当然，也不能否认，我们在研究方法层面上的薄弱和欠缺。这的确是台湾同学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面。

尽管，台湾的研究范式源自美国，但重要的不在这里，而是其背后的政制基础。如果说，今天在大陆力量最为强大的要属资本与市场的话，那么，在台湾则无疑是其日趋完善的民主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