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明军：

你好！

拜读了文章，觉得几个问题都极具反思性，我仅仅提我的一点不同看法与你交流一下。中国确实不是完全的殖民地，但被殖民和被后殖民的思想却是有的，现在还有不少当代艺术家以自我殖民化的思路迎合西方，这也算是不少批评家的意见，与后殖民说再见是想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来塑造自我文化形象，我想到的是殖民化和后殖民化好呈现，去后殖民化又如何呈现，中国去后殖民化了吗，其他原先的殖民地国家去后殖民化了吗？

另外，双三年展的确呈现出与政府联合搞盛大PARTY的倾向，它也日益丧失了异质性和前沿性，上海这种与政府联合但仍然力图保持前沿姿态的双年展与主动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一部分的北京双年展比应该还是稍微符合双年展的特质一些吧。

这是读你的文章的一点想法和疑惑之处，想进一步听听你的意见，并没有要求修订文章的意思。再谢！

胡斌

8月30日

不是我们不异质，而是太异质！

——回复胡斌关于后殖民问题的回复

胡老师：

谢谢你的回复！

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我并不否认，当代中国存在后殖民现象，更不否认后殖民批判者的立场本身。我所质疑的是，作为一个（局部）现象，后殖民能否作为一个问题在中国成立？一旦成为问题，其可能隐含着那些可能的陷阱？

一 后殖民与作为“中国问题”的后殖民

我想，今天没有哪一位批评家会否认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后殖民倾向。在我看来，判断中国艺术家的后殖民倾向并不在于是否受西方收藏者或市场的认同与否，而是在于作品本身的意指。我想，没有几位当代艺术家愿意承认自己是为了迎合西方，而贬弃自我。更多的时候，后殖民的标签是批评家贴给艺术家的。而这并非基于对艺术家或作品的原本意涵的揭示，而是批评家预设了一个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判立场。毋宁说，不是艺术家在迎合西方，而是批评家在反西方。这当然无法回避90年代以来资本、消费带来的新左翼兴起的思想背景。因此，后殖民批判者更多针对的是资本、市场，而不是作品本身。不过，也不能否认还是不乏针对作品本身的批评，但在我看来，那种批判是很贫乏的。比如针对徐冰、蔡国强等早期作品的后殖民批判，看似切中了要害，实际上在我看来是为自己设了一个圈套。

说到资本市场，现在批评家讨论很多，甚至成了当代艺术批评关注的中心。我总觉得，这种舍本逐末很悲哀。其实，即便艺术市场与艺术本身密不可分，但与艺术批评很少存在直接的关联。批评家常常为市场所恐慌，为刘小东、张晓刚作品屡破拍卖纪录而焦虑，朱其甚至提出国家应该控制艺术市场。我想，一个成熟的、优秀的艺术家与自己的画卖得高低没多大关系，他不会受利益影响的。而作为批评家，关注的中心也不应是艺术家的“成功与否”，而是作品及其意义。所以，有时候我看到网上关于艺术市场的讨论，很是反感。这些问题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事情，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掺和其中。即使发言，也很幼稚。

事实上，当代艺术批评家之所以难以独立不是因为政治权势，而是因为其已没法摆脱对于力量更为强大的资本、媒体（包括拥有大量资本的艺术家）这些权势的依附。所以，李小山说现在体制的局限如何如何。我看未见得，关键是自己的内心能否从资本权势中摆脱出来。不仅如此，还要从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限制中摆脱出来。所以，我实则还是主张批评家的立场化。在此前提下，再介入艺术家和作品。而不是受艺术家和作品的导引。说得极端一点，批评家是绝对主体化的，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意义价值赖于批评家的思想和立场，批评家的主张比作品本身可能的意涵更为重要。是艺术家跟着批评家跑，而非批评家跟着艺术家跑。所以，我宁肯将其置于“诗与哲学之争”这一政治哲学维度上。按照柏拉图所言，作为艺术的诗不过是谎言而已，而作为艺术批评的（政治）哲学即使是谎言，也是高贵的谎言。（说句实话，我一直觉得当代艺术没什么了不起的。画画的除了钱多，就是无知；搞行为的更象盲夫，毫无智慧。比起那些思想家来，当代艺术算什么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盲目地接受一种立场，比如后殖民、后现代、民族主义等。我之所以质疑后殖民，不是针对后殖民本身，而是后殖民批判作为“当代中国问题”是否成立。不可否认，像后殖民这样的左翼批判立场，很具煽动性，也很容易获得认同。我非常怀疑王南溟等批评家的后殖民批判立场，但我也非常理解这样一种选择，甚至两年前我也很认同，这一点在我《艺术·反艺术·非艺术——一个社会学的进路》中个别章节中也可以看出。但之所以之后很快180度大转弯，我想更多取决于这两年的阅读和思考。

近年来我逐渐感到，当代艺术批评界并不缺乏微观处理问题的能力，而是缺乏整体把握问题的能力。如果说80年代我们习惯了宏大叙事的话，90年代通过微观论证试图矫正这一偏颇，殊不知十多年过去，却有点矫枉过正了。今天当我们津津于单从某个细微的角度而失却整体的框架进入问题时，很容易陷入偏颇或极端。表面看上去，很具针对性和批判性，但是批判背后却是虚无主义。试想，尚且不论后殖民本身是否是真问题，就是批判了，又能怎么样呢？这一点，中西是迥然不同的。在西方，现代政治底色是亘古不变的。所以，后殖民批判所主张的“政治正确”、“肯定性行动”恰恰是一种权利的平衡。而且，当后殖民批判或左翼过度倾斜时，右翼保守主义势力自觉地重新抬头，予以修正和重构。西方政治思想史就是这样，始终在左右交替中展开的。而中国不同，它没有这一底色，所以再彻底的后殖民批判，也不知道回到哪儿去？不是民族主义兴起，就是反而比原来更虚无。对于民族主义认同而言，吉登斯在区分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同时，对其予以了充分的论证和批判，而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作了更为详尽的历史阐述。另一方面，与同属于“左翼家族”的后现代主义一样，也不过是一种态度和话语实践而已。所以，警惕后殖民批判比揭示后殖民倾向更为迫切。

很遗憾，当思想界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右转的时候，却发现艺术界还依然执迷不悟。其实，我们从近年来甘阳的保守主义转向，包括对邓小平传统的接纳，汪晖、王绍光通过对卡尔·波兰尼之大转型的解读，一再倡导新左派并不反对市场，只是反对自发秩序的市场，崔之元的“小资产阶级宣言”则以密尔、蒲鲁东等为支撑，要知道，像密尔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鼻祖。而且，与之针锋相对的自由右派秦晖的“群己权界”主张也同样来自密尔。所以，新左翼的这样一个逆转，在我看来，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其自身的局限性所致。我并不否认左翼批判立场，也不完全认同自由主义立场，在我看来，社会的进步归根还得依赖于二者之间自觉的对话和积极的妥协，但主流还应是自由宪政。

至于你说“去后殖民化又如何呈现，中国去后殖民化了吗，其他原先的殖民地国家去后殖民化了吗？” 可能你对我有点误解。在我看来，既然已经去后殖民化了，何苦再呈现呢？至于中国是否去后殖民化了，我并不否认有存在后殖民化的痕迹，但是相对中国更为根本的制度问题而言，后殖民根本不算什么，其反而具有弱化或遮蔽了中国这一真问题的可能。毋宁说，后殖民在中国根本不是问题。我也不否认，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后殖民现实，包括美国在内，但是并不是全世界全人类都处在后殖民处境中。事实上，后殖民恰恰是存在于个别区域或种族间，所以，展开后殖民批判时候首先要明确谁在批判？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陷阱。即，当自身本非处于后殖民境地，而盲目地参与到后殖民批判时，一方面不乏公共价值，但另一方面却难以回避自我后殖民的可能。这也是我真正所担忧的。因此，当去后殖民的中国也在主张后殖民批判的时候，这种人道关怀固然可贵，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其可能带来的这样一种危险。这其中，可能我们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分歧，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是以整体化约了具体问题，而你则面对问题时首先抽调了整体性背景。这样的话，兴许就是角度不同而已，本质上并不矛盾。

二 民族国家与文化自觉

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有疑问，就是你所说的就此如何树立自身文化形象。我想，这一前提就是以往的艺术因为后殖民倾向不足以担承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问题是，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难道孔、孟、老、庄就能代表中国了吗？就能代表现代中国了吗？我很怀疑。张艺谋的奥运会开幕式的确让中国人重树了大国崛起和文化复兴的自信，但也像陈丹青所说的，那里面到底有多少中国本土的文化元素阿？没有西方现代科技的支撑，我们还能自觉到多少本土传统？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互相牵制的世界，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其与美国之间尽管不乏政治、经济摩擦，但事实上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很多时候，人文知识分子与专业学者看问题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7月份，在汕头大学举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30年——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上，在“国际关系”小组的讨论中，中美关系自然地成为核心。有意思的是，那些人文科学的学者非常反西方、反美国，而那些专业从事美国学、国际关系学的学者（比如社科院美国所的陶文钊、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反而更理性，更强调中美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并不大赞同美国遏制中国这样一种说法。后来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他也说到法国大革命就是让伏尔泰、狄德罗这些文人给搞坏的。这一点，90年代后期针对汪晖的现代性反思，任剑涛在《解读新左派》一文中也提出来了，认为这种缺乏政治学支撑的人文关怀往往遮蔽了真正的问题。之后这又招来了韩毓海等左翼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

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此便只有一味地听之任之而放弃自觉。我想，恰恰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反而更要主张民族国家的主权认同和文化自觉。安东尼·吉登斯实则早已证实，二者之间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一点我非常同意你所说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自觉的到底是什么文化？如何才能做到自觉？前几天又重看了一遍央视06年拍的《大国崛起》，尽管回避了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但被邀的诸多当代国内外一流学者所言对我也不乏启发。影响最深的还是英国诺丁汉大学郑永年教授所说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内部制度指的是什么？我想，还是自由宪政。所以，还得回到现代政治，回到它的源头去。而且只有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断，作出选择。在此基础上，本土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实现自觉。反之，这种自觉也自然成为制度建构和外延的支撑所在。当然，现代政制也有它的局限性，在建构和外延过程中自然少不了分歧和冲突，关键在于，如何正视这些问题，如何将其中的反思与批判化为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力量。按照韦伯的逻辑，在主张“责任伦理”的同时，也要认同“信念伦理”，二者的结合才是正途。但是，韦伯这种暧昧不清的态度却潜在着某种危险。倒是哈贝马斯相对更具立场性。看上去，哈贝马斯的基本观点韦伯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但之所以哈贝马斯的主张更具实践性，正是因为其明确了最终意在回到启蒙，重建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但我们却看不出韦伯要将我们引向哪儿。

我始终坚持，树立文化形象用不着过于焦虑，迫在眉睫的是现代政制的建构。反过来说，艺术家也好，批评家也罢，我们必须直接切进这一根本问题才能把握住要害。何况，文明的崛起不仅只是我们自身的文化自觉，还在于能否得到其他文明的承认。而他者承认的并非是表象的文化雕饰，而是内在于其中的一套现代政制。当然，这归根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对于双年展而言，我更强调国际性或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具体而言，也就是人之为人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共识性层面上，才有理性交往的可能，亦为文化制度认同创造了可能。

三 不是我们不异质，而是太异质！

最后你提到的“与政府搞联合大party及日益失却前沿性和异质性”的问题，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是否与政府联合并不重要，我并不关心谁来投资，我所关心的是在政府尽量不主导、干预展览本身的前提下展览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及其现实效度。如果最终搞成大联欢，那就更需要反思。反过来，只要展览有效地针对现实问题，即便是政府主导或干预了也不重要。在我这儿，没有什么前沿和异质，只有本质与表层。这一点，我深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影响。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前沿性和异质性问题，恰恰是一些现象的表层。在我们为华丽的辞藻所迷惑的同时，也意味着去问题的本质越来越远。所以，今天的我们不是不前沿、不异质，而是我们太前沿、太异质了，以至于我们一点都不本质了，更不用说这种前沿性和异质性是否成立。那么，什么是本质呢？就是人之为人及如何人之为人的问题。这无疑是超越一切政治地缘性的问题，所以我更主张“时间的裂缝”、“人鼠之间”这样的问题作为双（三）年展的主题。

当然，我在文中之所以强调了北京双年展，也是有意揭示这样一个官方主导的双年展之积极的一面。因为，我们太习惯于立场划地盲目否定，太缺乏审慎、理性的批判态度，所以，并不是我对北京双年展持双手赞成，特别是它与上海双年相比，也有它的局限性。我常常在想，有时候，当我们对一件事情只能如此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选择另一个视角而揭示其可能潜在的积极因素呢？！有时候，这个社会也需要一定的容忍。我也非常反感将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客观而选择放弃或逃避。在我看来，恰恰是这种客观，反而更要诉诸于个体主体性自觉。这或许就是现代社会，就是现代人，一方面无可奈何地接受认同现实，另方面却又不断地诉诸于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殊不知，自现代政治起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在不断反思中展开启蒙。典型的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可它并没有改变现代政治的主流。就像伯尔曼所说的，西方近代法律史上充满革命，乃至暴力、血腥，但革来革去，最终却又回到了普通法传统。

匆匆草就，就此搁笔。再次感谢你启发我又写下了这么多！

祝好！

鲁明军

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