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犹如一场场视觉与思想盛宴的双（三）年展在全球此起彼伏。除了国内广州、南京、上海、北京外，惠特尼（美国）、横滨（日本）、光州（韩国）、新加坡、台北、柏林（德国）、曼彻斯特（英国）等双（三）年展也悉数登场。如果说，十余年前中国艺术家被邀参加国际双（三）年展还有些许荣耀感的话，今天已不算什么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接踵而至的双（三）年展到底意味着什么？除了背后不可避免的商业动机外，它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抑或说，今天的双（三）年展能否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到底身处在一个怎样的现实与历史境地？这一点，实则仅从其“主题”便可洞悉几分。

一 问题与真问题

任何关于双（三）年展运行机制、操作模式的讨论固然重要，但双（三）年展之所以为双（三）年展并非因为其独特的运作范式，而是在于这一独特的机制背后所涵有的问题意识及其表达（反省、批判等）的效度若何。这意味着，双（三）年展根本遭遇的诘难是是否有问题意识，是否有真问题意识。

从1992年“首届广州双年展”至今，我们在运行、操作层面上实已形成了自己的范式和“套路”，何况有上百年历史的西方双（三）年展亦不乏经验为我们所借鉴。而惟一不断变化又不可确定的便是双年展“主题”（及其相应的艺术作品）。这显然是从时间（历史）维度上的考量，不过今天我们似乎更应诉诸于空间（现实）层面上的检省。

无论是从广州三年展的“与后殖民说再见”，上海双年展的“快城快客”，南京三年展的“亚洲方位”，还是从北京双年展的“色彩与奥林匹克”，皆可看出中国双（三）年展的问题意识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所针对或所追诉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它是不是一个真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双（三）年展都能切进现实及其内在的问题，也并不是所有的双（三）年展通过实践都能将其内里及意涵真正揭示出来。有时即便是揭示出来，也不过是伪问题而已。

广州三年展以“与后殖民说再见”为主题。19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转型和西方消费文化的潜入和渗透，后殖民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成为中国当代学界的关键词之一。看上去，这的确不乏反思的针对性和批判的有效性。但问题是，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是否真的成立？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中国就不是一个依附性国家，而是一个中心的不结盟的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中，中国虽然落后于西欧，但在方式上，既非殖民化的，亦非后殖民的，更非类似德国、日本这样的现代化范式，而更接近于诸如英、法等大部分西欧国家的古典模式，即，倡导工业化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政治整合和职业化的军事建设及其内部发达的绥靖制度。（见氏著：《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版，1998，页318-323。）事实上，真正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恰恰是西方本土的学院派左翼，其基于“政治正确”、“肯定性行动”等后殖民主义的确不乏批判和反思意义。但若作为非西方知识界也盲目地诉诸于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某种意义上反而中了西方人的“圈套”。甘阳将这一反西方中心主义称为“廉价的反西方中心主义”。

当然，若退一步讲，即使广州三年展所针对的不仅只是中国问题，而是一区域性——非全球性——问题，也意味着在中国的举办本质上还是“去中国的与后殖民说再见”或“与后殖民说再见在中国（的表演）”。可这并不是说中国双（三）年展不能以非中国问题为主题。而是，即便未能将视角投向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困境，也要警惕区域性问题所潜在的陷阱。“与后殖民说再见在中国”便隐含着中国自我后殖民的前提，南京三年展的主题“亚洲方位”也不乏陷入政治地缘性封闭的可能。相对而言，横滨三年展的主题“时间的裂缝”、柏林双年展的主题“人鼠之间”无疑更具有大人类关怀向度上的历史与现实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尽管由政府主导的北京双年展常遭非主流质疑，习惯性地认为凡是政府主导就是为体制作辩护性宣传。殊不知，如此简单地立场化地予以全盘否定，恰恰是对其问题及其所指的回避。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反思、批判才是真问题，也并不是所有的辩护、宣传就是伪问题。关键在于，这样的辩护性宣传中，其是否回到人类共同身处的现实境地这一普适层面。历史上为现实（君主）辩护的色诺芬、马基雅维利、伊拉斯谟、培根、霍布斯虽然颇受微词，甚至“臭名昭著”，可其之所以依然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正是因为《居鲁士的教育》、《君主论》、《论基督君主的教育》、《学术的进展》、《利维坦》无一不是人类永恒的文明遗产。而“色彩与奥林匹克”某种意义上更接近这一意旨。

二 政治与去政治

自1895年双年展诞生以来，便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在当代，双（三）年展更是以政治为主导。

广州三年展的主题“与后殖民说再见”显然是一个政治主题。策展人明确提出，“后殖民主义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不但日渐丧失其批判性，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体制”。虽然“说再见”也同时具有“告别政治”意指的可能，但 “后殖民”本身无疑已决定了其根本无法回避政治。

正如策展人张晴所说的，上海双年展以“快城快客”为主题，意在“以人为对象和主题，揭示城市迅捷变化中人群的多元身份”，“展示今日国际大都市中积极移民与文化融入的新趋势，探索城市化的丰富内涵”。从主题所指而言，其有效地切进了现实。问题是，如何反思、批判、表达这样一个去政治化的主题呢？“快城快客”背后的“现代性批判”最终要归结到哪里呢？这显然不仅只是观念层面上叙述，毋宁说，它属于制度与观念之间互动层面上的问题。因此，所谓的去政治化本质上还是政治的。只有通过政治化处理，才能将这一去政治化的主题更具反思和批判性地揭示和表达出来。

尽管“色彩与奥林匹克”这一主题也是去政治化的，但实则作为奥林匹克本身并非仅只是体育文化的理性交往，竞技背后自觉地被赋予了政治的底色。不管是大国间的较量，还是小国的尊严自觉，其内涵的实是国家主权的认同。甚或说，2008北京双年展就是第29届奥运会的“艺术版本”。

作为当代双（三）年展的一条主题性通则，政治本质主义已潜在地使得艺术本身退居其次。于是，今天所谓的“艺术双（三）年展”已成为“去艺术的艺术双（三）年展”或“反艺术的艺术双（三）年展”。

三 精英与反精英

北京双年展的“色彩与奥林匹克”这一主题、作品普遍的传统架上形式及政府主导的性质决定了其所面对的是普通大众。这一处于政治中心的反精英立场与处于非政治中心的广州、南京、上海双（三）年展的精英立场之间形成了颇具意味的地缘性张力关系。

这首先体现在主题的被认同度和被接受度。相信普通民众极少关注“后殖民”、“亚洲方位”及“都市文化”等极富理论色彩的现实问题。即便是作品所呈现的场景和表达的意指与自身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鲜见有真正倾近这一主题及其背后的政治所指的大众。其次，从作品形式上看，相对北京双年展普遍的架上绘画，广州、南京、上海双（三）年展则多以装置、影像、行为等后现代形式为主。至少从当下来看，这种形式殊难得到更多民众的认同。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随着公众认识层次的提升和视野的拓展，其认同和参与的程度也在渐次增高。这一认同过程本身也体现了精英艺术基于精英与反精英这一张力性层面上的公共价值。最后，从双（三）年展的主办者的性质看，不仅是北京双年展，即使是广州、上海、南京双（三）年展的大部分投资也是来自政府拨款。虽然政府的这一行为意在诉求更多的公众市民的认同与参与，但事实上，其还是将更多权限赋予承办者及策展人，特别是广州、上海、南京等地方性双（三）年展，这样一种放权反而使得主办者的性质已不成为问题。谁出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探得一个极富现实意味的主题。反之，倒是民间或私人投资的双年展（如2007年成都双年展）受到种种利益局限。这事实上也意味着不同于主要由发达的NGO组织投资的西方双年展的中国的双（三）年展还得依赖于政府。但投资并不意味着主导，更不意味着被“招安”或“收买”。恰恰是因为政府投资，反而赋予更多策划和表达的自由。其中应然的当代艺术之精英与政府之反精英之间的立场分歧则潜在地被弱化或消解。

无论是从表达主题，还是从运作模式，中国双（三）年展在积极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也有效地吸纳了中国本土历史与现实资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型式。若果说，几年前还处于“西方双年展在中国”的阶段的话，今天我们已然形成了多元的中国双（三）年展模式。

当然，双（三）年展的国际性决定了在主体性自觉的同时，更要诉诸于国际性的文明对话。我们从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设立“国家馆”这一实践已不难看出，其一方面主张开放，倡导对话，另一方面则竭力警惕全球化带来的平面化和同质化危机。因为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更须强调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

这既是一个现实实践，也是一个历史生成。正是基于此，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翻检，双（三）年展本身的历史中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从中我们又遭遇了哪些问题和困境？……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有一天“双（三）年展的双（三）年展”将会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呈现一部与众不同的艺术史、思想史，乃至世界史。

（鲁明军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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