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而言，今天的自由主义者秦晖、高全喜、秋风等，无疑弱化了教条和立场，而更趋理性与建设性。如果说，前者还仅只处于对于权利的诉求的话，那么，后者则已然诉诸于自由主义之源头，及近代西欧英格兰传统、苏格兰传统及普通法传统之间的平衡，并尝试古今会通的可能性建构。
高全喜通过重新解读哈耶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休谟，提出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建设现代性比批判现代性更为现实，亦更为迫切。在他看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建构；另是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即权利、道德及责任等之间的平衡。尽管高主张三种传统之间的平衡与古今之间的会通，但相对而言，其更为倾近的还是以休谟、斯密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古典保守主义传统。他与普通法传统的主张者秋风的分歧也恰恰在此——高并不认同秋风对于自由主义之形而上传统的弃绝。有意思的是，这无形中赋予了高以保守主义的底色。而这与新左派甘阳的新保守主义主张无疑共同分享了保守主义这一基本的前提和共识，即对传统秩序、国家主权及道德的反省和追诉。实则背后隐含着的是二者共同对于古典政治思想的一致认同。区分在于，前者主张古今会通、古今平衡，而后者则基于现代政治的危机提出古今之争，力图回到古典政治秩序。但不管怎么说，单就保守而言，二者是一致的。
主张“群己权界”这一社会自由主义理念的秦晖的思想源头无疑就是密尔。与其说他是自由主义者，毋宁说他是自由左翼主义者。不过在西方，不管是左，还是右，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性共识——自由主义。这也是秦晖被归为自由主义阵营，而非新左派阵营的原因所在。虽然，秦晖对罗尔斯的《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不乏质疑，但是从理念本身，事实上是一致的。其根本就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平衡。而这也是密尔思想的基质所在。本质上，这与崔之元的《小资产阶级宣言》如出一辙。这从他们共同的思想资源——密尔、蒲鲁东等亦可以看出。可见，今天的左右两翼之间并非是绝然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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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有位朋友感慨：哪一天甘阳、秦晖之间要是互相接纳了，将是中国思想界的大幸！不过，我倒是觉得，重要的不是左右两翼之间互相接纳，而是在于左右之争是否具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性共识。正如赫希曼所说的，重要的“不是消解争议”，而是“提高争论的水平”。
出版于1970年代的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版）这本不足10万字的小册子，至今——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仍不乏反省意义。
赫希曼以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起兴为讨论对象，通过对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中世纪政治思想的追溯和对马基雅维利、培根、霍布斯、曼德维尔、斯宾诺莎、维科、霍尔巴赫、休谟、斯密、孟德斯鸠及康德等现代政治思想的清理，揭示古典政治意义上的荣誉及其衰落，及与之相应的低其一等的资本主义及其利益、欲望的兴起过程。
夏洞奇在关于奥古斯丁的研究中也已发现，奥古斯丁真正反思、批判的也正是无休无止的欲望。基于此，其“设想了一种罪恶的可能性”。休谟提出，理性是而且只应是欲望的奴隶。赫希曼认为他非常需要这样的安慰性的思想即，一种欲望是另一种欲望的制衡力量。不过，真正并创先河的以欲望制衡欲望的则是马基雅维利。明确提出这一主张的则是霍尔巴赫，他说：欲望是欲望的真正平衡物。以至于这一思想已变成了“18世纪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毋宁说，这一欲望就是政治。即，政治权力的欲望也只能依靠政治权力的欲望来制衡。这也是孟德斯鸠权力分立原则的根本所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也明确：“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可见，政治、政府职权的设计皆是基于人性的考量。
论及资本主义，必然关涉到利益。阿玛蒂亚·森说：“无害的是利益，有害的是欲望。”在赫希曼看来，利益也已然成为一驯服、制衡欲望的根本方式和途径。事实上，在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中就已潜在着一个由利益支配着的国家范式。斯图尔特亦认为，由自利支配着的个人行为比由欲望支配着的个人行为更可取，而且甚至比符合公德的行为更可取。尤其是比受支配的公共利益更可取。孟德斯鸠、萨瓦里等提出商业利益本身是无害的、温和的。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因此，利益是一种温和的欲望。这使得他——包括休谟等——尤其区分了温和与狂暴的欲望。在休谟看来，“一切勤勉事业的结果必然就是使爱财之欲（即温和之欲）战胜淫逸之欲（即狂暴之欲）”。
比马基雅维利更进一步，孟德斯鸠认为利益（或经济）的扩张可以摆脱君主们的政治控制。贸易可以消解一切可能的政治冲突，可以防止一切可能的权力滥用。以经济取代政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按照汪晖的说法，这是一“去政治化的政治”。殊不知，汪所言的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早在18世纪，孟德斯鸠就已明确提出：经济扩张可能带来有益的政治后果。如他所说的：“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平。两个国家之间有了交易，就彼此互相依赖：如一国由于买进而获利，那么另一国则由于卖出而获利；彼此间的所有联合都基于相互需要。”事实上，这一政治实践不仅在国内，即使是在国际关系中也同样如此。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已然使得国家间——特别是中美之间——已不存在美国遏制中国，而是中美互相牵制的事实。
当然，孟德斯鸠也对贸易带来的美德的弱化深表遗憾。有意味的是，梅隆对此不以为然，其认为贸易非但不会弱化美德，反而会使其更加得到倡导。无独有偶，斯图尔特——包括重商主义者——也认为复杂的现代经济恰恰形成了对政权的限制和约束。甚至是曾被设想出的对抗专制政府的愚蠢行为——统治者的欲望——的最有效的手段。为此，斯图尔特用一个制造精密的表来比喻现代经济。但是其背后，实则已隐含着两重意义：一是任意的粗心的操作是不可行的，二是表需要要细心的、老练的“政治家”经常进行正确的调控。可见，归根还需要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进行调控。不过，孟德斯鸠、斯图尔特及重商主义者强调的还是前者。换言之，政治的决定、政府的干预则是重农主义者的主张。即，激励君主直接地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需要赘述的是，在米勒看来，财富上的分等非但没有使社会分化或断裂，反而提高某些社会团体诉诸集体行动，用以反抗压迫和虐政。
不同于孟德斯鸠、斯图尔特及重商主义的是，斯密及重农主义者不再愿意依靠经济扩张来消除政治家的这种刚愎自用，他们更赞成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这一政治秩序将确保他们所界定的经济政策的正确执行。斯密则显得更为谦逊，其旨在改变具体的政策。……具体而言，重农主义者无非是想象激励君主按其自身的自由意志正确地行事，进而促进普遍利益。此即，密尔所谓的功利主义。
可见，在这里只有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结合得最紧密，公共利益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促进。因此，重农主义者不仅赞成政府干预经济，而且支持全能的君主进而大力实现这一自由。不过，斯密、休谟并不是主张政治权力的扩张，恰恰相反，他们同样遏制政治权力，只是并非是君主的权力，而是领主的权力。（这一点与孟德斯鸠不同。）在与魁奈的论争中，斯密坚信无视政治环境的改善，则不可能取得经济的长足发展。因此，他赞赏那种愚蠢的行为的能力受到某种限制的国家，而非职能最小的国家。（——这也是其与诺齐克截然相反的分歧。）
然而，对于商业利益最终的诘难还得归结到道德问题。巴纳夫在《论商业对政府的影响》一文中明确提出：一个商业国的道德，并非完全是富人的道德，富人是节俭的，大众的的道德是挥霍。富人恪守自己的公德。公德是放荡的。这的确对孟德斯鸠、斯密提出了挑战，即对局部而言，这或许是有效的，但对整体而言，却未必有效。“个人的美德的汇集绝不可能产生一个具有优美的的国家”。殊不知，这一诘问恰恰印证了当下中国现实。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合成的谬误”也证明了，社会发展比孟德斯鸠所设想的远为复杂得多。正如斯图尔特关于表的比喻，经济扩张既促进了政治事务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它们的恶化——可能的专制主义的兴起。除此，托克维尔、弗格森的担心也使得问题最终又回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
不过，关于资本主义的现代争论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蒲鲁东。虽然蒲鲁东反对私有财产制度，提出所有权即是盗窃，但是他对国家的巨大权力亦心存恐惧。为此，后期其试图用同样专制的私有财产的力量来反对国家的权力。尽管如此，本质上他还是反对私有财产权的，后期的主张只是因为其已形成了一种革命的力量，可以反抗令人恐惧的国家权力。
赫希曼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人类行为和社会政策往往产生始料不及的后果。而较之非预期性的而完全真实的后果，人们更需要去发现预期性的而未实现的社会决策之后果。不是因为非预期性后果的出现而放弃对预期性后果的继续追问。反之，一旦过度诉诸于非预期性的事实，预期性的愿望反而遭遇规避。因此，社会制度的建构总是在双重制度的作用下才成为可能。资本主义制度是必然的，但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本质上，这与哈贝马斯、罗尔斯的“软共和”理论是内在一致的。
今天，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是无可厚非的，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应该实现的正是不久被当作资本主义最坏的特征，而遭到谴责的东西——资本主义缺少欲望。然而，当更多争论者如熊彼特、凯恩斯等认为资本主义是理性的、审慎的，是反对战争、冒险和英雄主义时，赫希曼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雷斯枢机主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在受到利益驱动的行为被视为主导行为的情况下，欲望无须被考虑在内。
欲望是否是资本主义的真问题呢？——这是赫希曼留给我们的难题。迄今，其依然悬而未决，并潜在地主导着思想史上的一切争论。
由是回过头看，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互转并非是简单地接纳对方，而是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基本的前提性共识。按照赫希曼的逻辑，不管是左，还是右，预期性的结果作为其共同的目的和共识，反之非预期性的事实一旦成为目的，必然导致分化，更不具有共识性建构得可能性。
笔者以为，相对卡尔·波兰尼，事实上赫希曼理论对我们的启发要深刻得多。而简单地将中国当代艺术问题归结到市场与反市场、资本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未免显得过于教条，也过于肤浅了一点。
2008年7月27日，于兰州军区总医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