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近期关于艺术市场的反思与批判在当代艺术界内引发了极大争议，有人批判他否定市场，有人支持他反对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朱其自己也在澄清或为自己辩护说，他并不反对市场，更不否定市场，只是反对这种不受控制、不受政府干预和调控的市场。他的观点和理论显然来自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从思想上有效回应了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的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版）。

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朱其的文章。我更非感兴趣的是中国思想界的左翼的转向。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即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阶段，以汪晖、甘阳、王绍光、崔之元为代表的新左翼对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予以了深刻的反思和严厉的批判。殊不知，数年后几位都不乏右转的痕迹。汪晖的新著《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版）以波兰尼、布罗代尔、阿瑞吉等西方自由左派为思想资源，重申了韦伯的现代性命题，即现代性作为“自我反对自我的传统”，强调了现代性展开这过程当中波兰尼所谓的市场经济“反向运动”。王绍光的新著《安邦之道》（北京三联书店，2007版）也明确了其并不反对市场，只是反对哈耶克、弗里德曼、米塞斯所主张的自发秩序的市场经济。基于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社会”的理论，他提出了“社会市场”的观点。这一点，在他解读波兰尼的过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崔之元在《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一文中，援引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小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布罗代尔（《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再思考》）、格塞尔（《自然经济秩序》）、昂格尔（《政治》）及费孝通（《乡土重建》）的理论，试图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种折中。尤其是对于小穆勒这个被尊称为自由主义的鼻祖，崔之元尤其强调了他社会主义的一面。有意思的是，作者还援引了乔伊斯——这个自称是“社会主义艺术家”——在《尤利西斯》中的细节来支撑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作者亦承认，其这一宣言与甘阳提出的“通三统”——儒家文明传统、毛泽东传统、邓小平传统——及“儒家社会主义”是内在相契的。（《通三统》，北京三联书店，2007版；《中国道路：三十年和六十年》，见《读书》，2007年第6期）这其中，甘阳所谓的邓小平传统便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发展及所形成的独特经验。

与之相对，强世功在《中国法学思想100年——以北大法学院为例》一文中也区分了三种传统：礼法传统（对应儒家文明传统）、政法传统（对应毛泽东传统）、宪政传统（对应邓小平传统）。基于此，作者对于单纯的西方法律传统——海子的“远方”之谜——提出了质疑，并通过对于苏力关于法治本土资源之内里的揭示和批判，提出了其对这一“远方”可能的重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版；《法律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2006版）回过头看，甘阳的保守主义转向体现在他对于传统儒家文明的自觉和对于毛泽东传统的重新挖掘。而这恰恰是建立在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反思与批判基础上的。但前提是其并不否认这三十年的成果。由此，他才会提出“通三统”。本质上，其实是一基于建设性维度上的主张。

2008年7月21日，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