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巫鸿的《武梁祠》（北京三联书店，2006版）在国内外艺术史学界频掀热潮，其所主张的图像学方法已然成为后学效仿的新范式。郑岩、汪悦进的新著《庵上坊——口述、文字与图像》（北京三联书店，2008版）尽管有别于巫著，但本质上都属于“图像史家族”。在这本短短10万字的著作中，两位资深的考古、艺术史学者以口述、文字和图像三个不同的路径，通过对其历史与现实或时间与空间的重构，形成了“庵上坊”的“价值共同体”。

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历史的演变使得“庵上坊”的（口述）传统充满歧路，但不管怎么变异，“贞顺流芳”、“节动天褒”的叙事底色是亘古恒在的。更多的时候，背后的叙述态度和立场反而成为新的历史。在马炳烈、周庆武等叙说者的叙说背后，已然附着了他们的历史，而非仅只是“庵上坊”历史本身的历史。而诗人马萧萧无疑更是如此了。他基于革命的现实语境，赋予这一传统以现代色彩。这一“故事新编”根本上还是源自“庵上坊”的生动图像。不过，作者通过家谱等文字证据巧妙地为我们呈现了其背后可能的真相。恰恰是这一元历史叙述，涵有“惊人的能量，它与今天密切相连，并不断拓展出新情节”。这意味着，作者更注重的还是图像及其与历史、现实的关联。有意思的是，作者并不仅只寻找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对应之处，而更加诉诸于文字与图像之间的牵缠与悖谬及其所建构的另一重历史。正如作者所说的：“这些故事和问题重重叠叠，构成一种历史，一种不止呈现在文字上的历史。”正是在这一或隐或显的叙述背后，蕴藉着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制度与观念的嬗变。毋宁说，这本薄薄的文本真正意在告诉我们：艺术史如何叙述？

同样的故事背景，历史著作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版）则显得完整多了。当然，后现代史学的这种叙述范式尽管生动、饱满，看似显得真实，但恰恰是这种删繁就简式的“还原”和“重构”，反而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汪的叙说尽管没有一个定论，但至少为我们进入历史创造了种种可能。单从方法而言，与史著也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种解构，甚至更为明显，但本质上两位作者则是试图建构一可能的真相。问题是，历史的真相是否可能呢？一切终归又回到悬而未决。

同样是古代妇女的故事，台湾学者李贞德在《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北京三联书店，2008版）中所叙述的却不是象王氏这样的平民女性，而是北魏兰陵长公主在婚姻中遭遇丈夫不忠和家庭暴力，流产致死的故事。作者是从法制史的视角，通过对其中不同制度观念论辩和道德价值博弈的窥见，探得中国法律“儒家化”或“法律vs.道德”的历史进程。当然，这样一种对本土历史资源的重新探掘，也深刻地启发我们当下法治实践的建构。这恰契于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送法下乡》及后来的《法律与文学》，及其中关于《窦娥冤》、《安提戈涅》、《哈姆雷特》的解读及观念。一方面，这是对西方司法制度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质疑；另一方面，试图从历史与本土资源中寻得对当下法治现实的某种建设性因素。

除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外，古代也不乏经济财产权层面上的暴力纠纷。美国法制史学家步德茂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版）一书是对于古代中国在古典经济学向度上的财产权引发的道德、暴力纠纷展开的反思。问题是，18世纪的中国是否具有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财产权自觉呢？此时，中国经济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情状呢？

这一点，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名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版）中予以了精确的概括。他分析认为，18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特别巨大的人口扩张。同样在这个世纪，中国出现了最引人瞩目的外延式经济增长。虽然作者没有明确此时是否具有财产权自觉，但是从实践行为本身而言，不能否认其潜在的可能。基于此，步德茂以诺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2003版）和查尔斯·蒂利的社会冲突理论（《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为依据，揭示了18世纪中国的经济变迁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复杂关联。在这里作者巧妙地援引了诺斯与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社会与经济的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版）重叠的部分：市场作为主导的“交易模式”并非人类行为根深蒂固的历史形式，而仅只是19世纪的现象。因此，纯粹意义即零交易成本的古典经济学并不存在，纯粹自发秩序的市场经济也只是一个乌托邦而已。当然，诺斯也在此重申了他并不同意波兰尼关于资源配置并非理性化结果这一论断，而是认为恰恰是理性化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权层面上的纠纷——社会冲突与经济变迁之争——毋宁说是道德与经济（权利）之争。

毋庸置疑，以上都是历史问题。然而，不管是诺斯也好，波兰尼也罢，其主张又何尝不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呢？

2008年7月17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