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诗人黄灿然曾经在一首写给自己未出世的女儿的诗里，希望她长大后不要写诗（在网上搜了很久，也未能搜到这首《献给女儿》）；伟大的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似乎更绝，他一生没有生养子女，而当老朋友勒内德•汉德问他是否为此感到遗憾时，他平静地说：“这是一个我不想带其他任何人走进的世界。”（《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p.19）……
在霍姆斯看来，来到这个世界本就是错误，人的降世，就意味着错误……回看自己走过的二十余年，又何尝不是步步为错呢？小时候梦想当个工人，只要离开农村就行；毕业了就想到好一点的单位工作，觉得只要留在省城就行；工作了又想换个单位，觉得只要离开现单位就行；现今回到了校园，似乎渐渐又开始了怀疑……选择了所谓的学术，选择了所谓的艺术，却又为艺术、学术所累……这似乎又是个错误？

1917年，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两篇演讲中提出了要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近百年过去，学术、政治依然是每个知识人所诉求的终极价值。事实也已证明，学术与政治亦是我们真正的担当所在。然而，艺术在我们身上去韦伯所谓的学术与政治又是何其遥远？
我们常常为声名所累，艺术、学术本身已不再重要，更非我们真正所求，只有背后的利益追逼和身份的暗地角逐；艺术家关注的是别人的画又拍出多少，而从来不去考量他画了什么，他是怎么画的？理论者关注的则是别人又在什么刊物发表了，而从来不去考量他在思考什么，他思考的逻辑何在？自然，更不可能考虑我们该担当什么？为何担当？人们常说，艺术应然是超功利的，可事实是艺术从来没能去功利化。按照菲勒翰“国王统治人民、利益统治国王”这一逻辑，我们亦可以说：“艺术家控制艺术，但利益控制了艺术家。”
艺术已然为功利所奴役，以自由的名义，以为艺术就是为所欲为，殊不知这为所欲为抽空的恰恰是艺术的真义。总以为学术是艺术的羁绊，学术的缜密、谨严是对艺术想象的限制，使得艺术更显苍白，而从来很少顾及作为一种学术志业的神圣和担当。换言之，艺术作为志业，已不再是个体的视觉享受，因为审美总不免苟且；艺术同样作为一种进深新变的知识超克，因为知识还总归担当。我们错解了艺术，亦误读了学术，更未能究明自由。如阿伦特所言，“自由的实质内容是参与公共事务，获准进入公共领域。”约翰•亚当斯也说过，“我们的愉悦来自行动，而非休息。”自由不是消沉，而是公共的担当；学术不是文本，而是积极的行动。
的确，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艺术愈来愈趋于规范，艺术本身也已逐渐被学术化，如果说，以学术判断艺术理论研究无可厚非的话，那么，艺术创作亦动辄就冠以学术的标签（如学术展的泛滥）则不免令人心生质疑。艺术理论研究是规范了、学术了，但是在“规范”、“学术”背后，其本然的深度意涵却常常被抽空或遮蔽，而谁都知道这实则去艺术本身甚远。于是，所谓艺术的学术与艺术本身便组成了一组平行的双行道。当然，艺术理论自身所追诉的也往往并非是真正的学术，因为真正的学术在于一种担当，这才是其作为一种志业的本质所在。而在失却这一追诉的前提下，学术也只是浮在艺术的表层而已。

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当然，艺术以政治为志业并非沦为政治的工具，亦非倡导政治强权，而同样是一种担当，即作为艺术志业的政治担当。艺术介入政治意在为政治安排创造一个不同的视角，意在以一个新的方式参与政治，一方面为政治多元创造一种新的可能，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担当性的政治参与重构艺术的公共身份。
艺术与政治总显得暧昧，但艺术永远未能回避政治。一部艺术史亦可以称为一部政治史。但是，我们亦同样发现艺术从来被附着在政治之上，也就是艺术从来只是被动地参与政治实践中，这种担当只是政治一厢情愿地所赋予的。我们常说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但我们从未敢断言审美意识形态就是艺术，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平衡的关系中，我们发现艺术的政治身份实质上只是一种虚在的认定而已。当下政治上的放松似乎为重构这一关联创造了契机，但是不料我们依然舍本求末，从不去考量艺术的政治担当和公共担当，理论家介入政治意在获得理论强权以及理论之外的强权，艺术家介入政治企图获取政治资本及其可能带来的利益。
艺术的政治担当并非将其政治化，因为政治化往往致使去艺术化，而潜变为泛政治化，从此担当缺席，志业不再……

也许当下艺术未尝不是迅速暴富的一条捷径，也许学术的艺术未尝不是获得声名的一种方式，也许政治的艺术未尝不是参与公共的一次选择……我们却常常为此奔忙，为此无奈，为此抵抗，为此妥协……但在可能的利益面前，我们却常常因此陷入虚无……
前两天，宗教所查常平老师传来了一份西方宗教类的书单，建议我选择一些去读。是啊，敏锐的查老师已经察觉到我字里行间的焦虑和浮躁……我想，阅读宗教并非一定是选择皈依，更重要的是为自身建构一知识担当。学术也好，政治也罢，作为一种志业，艺术的真义恰在于这一担当！

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