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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与艺术史
                            
日期: 2008/5/16 9:46:35    作者:鲁明军     来源:     

这两日捧读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感触良多……近二十年来,凡事近现代美术史者,鲜有如此功力将一个世纪的艺术变迁叙述得如此生动,而视野的开阔、材料的丰富更非同类文本所企及的。洋洋近一百五十万字,或许从中并不能窥见这一百年中国艺术的发展全貌,但正如吕澎在“扉页”中所言——历史是有问题的烟云,艺术史也不例外,一部艺术史本来就是一部问题史,吕著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它赋予我们关于这段历史更多的反思启示。


历史的书写本就是对问题的揭示,以此逼近事实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艺术史书写不求简而全,但求能从历史的某个局部或某个问题切近历史深度,最大限度地还原真相。
准确而言,《20世纪中国艺术史》应该归为“艺术风格社会史”的范畴,尽管如吕澎所言:“我不认为从艺术的风格和语言能够清理出一个富于逻辑的历史线条。……我按照这100年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演变进行描述……”显然,吕澎在此更加强调的是这一百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对艺术及人物的影响,而艺术风格与语言在此引起了他一味的拒斥。但事实上,本书的阅读者都不难发现,他并没有摒弃风格的描述与分析。看上去,他是在围绕一些非艺术史事件(或问题)在建构一部艺术史,殊不知,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无从回避艺术风格与语言。
当然,为他一再强调的那些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或背景也都是普遍的历史常识,因此,在这种历史常识之下,通过对应艺术风格、人物事件并不是难事。由此,我甚至可以推定,作者是在假定的一个历史框架(或命题)下,去填充与其相应的内容。这一内容则是为这个假定的框架服务的。而这个框架,比如历史分期,或许是依寓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特征,但事实与普遍认同的按艺术风格的历史分期并无二致。既然如此,艺术史的叙述为何又如此强调社会、政治、经济等非艺术的一面呢?
这就牵涉到艺术史的叙述了。近年来,图像学一再升温,使得艺术史学都将视角放在艺术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而作为本体的艺术形式、风格、语言等倒是退居其次了。这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图像学区别于艺术的根本就在于它并不强调审美因素,而是其背后的非审美因素。可是,图像史又是如何被叙述的呢?
站在历史的维度,“图像史”这一界定的重心在“史”,并非在图像。这就是说,“图像史”的研究并非是图像研究,而是历史研究。(无论从史学理论,还是从实证研究,这也是当代艺术史研究总是滞后于历史研究的原因所在。)而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则并非如图象或艺术研究具有那么多想像和假设的空间,历史是需要证据的,历史是反对假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图像史研究并不是假定某个命题,再通过寻找图像去做证据性回应。相反,是直接从介入图像开始,辅以相关文献,以此寻找历史的可能。历史从来就不是凭想象去假定再去求证的,而近二十年来,中国艺术史叙述之所以缺乏创见,不仅是因为历史唯物论根深蒂固地统摄着大历史叙事框架,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艺术史或图像史本身的误解和在艺术史理论或方法论层面上创新能力的不足。
现下,艺术史写作乃至艺术研究动辄就方言采用了社会学方法。殊不知,社会视角与社会学方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界定,切不可把社会视角当作社会学方法。什么是社会学方法?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社会学具有一套严格的研究方法体系,包括定性、定量和非介入性研究方法等。而从本质上讲,社会学方法与艺术研究方法是绝然相悖的。事实上,当代艺术研究通常所谓的社会学方法不过是采取了社会视角而已。作为方法,社会学殊难介入艺术研究中(笔者曾尝试做过方法论上的讨论,详见拙文《社会学方法介入当代艺术研究中的可能性》)倒是社会学通用的假设却为艺术研究所自觉地借鉴,结果非但没有推进研究本身,反而具有将研究引入歧路的可能。因此,一方面我们在作方法论界定时,务须廓清概念;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审慎地对待学科交叉研究,尤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就这一点而言,社会学家张静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和历史学家黄宗智主张的从文献寻找历史无疑是当代艺术史研究方法论创新的契机。
基于此,笔者将吕著界定为“艺术风格社会史”,不免令读者心生质疑?若按前面论述,艺术风格、社会、史三者之间都存在着冲突和矛盾。首先,吕著是一部历史著作,因此,重心在“史”;其次,吕指出在艺术形式与社会背景之间,他更强调后者,自然“社会”成为其次的了;再次,吕并没有失却艺术主体,因此,在他看来,他只是“冒着没有新意的社会历史式叙事的风险。”的确,这里面是存在矛盾,即艺术史如何通过社会历史式叙事方式来建构的?显然,他只是简单地将已经成型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作为一次简单的艺术回应,而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背景框架就是他所假定的讨论命题,而抽空了艺术内在本体的风格描述,也只是作为前者的附庸而已。


尽管,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叙事方式,但是就吕著而言,因为对非艺术文献的分析深度不够,更缺乏新见,且研究的路径并未将艺术作品、事件本身作为起点和本体,以至于依然停留在我们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乃至《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既有认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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