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时代与理性
在马克斯•韦伯眼里，资本主义精神既是宗教改革致使个体走出神权支配及理性意识的建构，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物的时代的来临。他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1）进入二十世纪后，人类特别是西方社会尽管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全能化的物意识已逐渐成为全球历史的必然。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这种以物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之所以取得成功恰恰源自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韦伯甚至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与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追求并不相干。（同前揭，页7）为韦伯忽视的是，物意识的渗透与理性精神事实上是一体的，它是同一个存在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性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物意识主导的社会或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中的物意识，我们都不能回避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而这也是我解读波德里亚第一章“物的形式礼拜仪式”的角度和路径所在。
事实上，我们在这一章内容中很少、甚至没有看到有关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波德里亚的思考与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一个实存的社会层面上，并依赖于其中诸如商品及其丰盛、杂货店、帕尔利二号等这些具体的消费实体个案，透视了“消费的神奇地位”、“货船的神话”、“增长的恶性循环”及其背后的成因和可能带来的危害。可见，波德里亚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一开始就预设一个逻辑框架，而是为消费本质的解析做了一个背景铺垫，当然，这个背景铺垫也并不是宏观的描述，更非概念的堆砌，而是从一个个鲜活的实例个案切入的。
波德里亚以“物的形式礼拜仪式”作为本章标题，有三层含义：其一，说明消费的核心要素，即物。（亦可以将其认为是消费的根源之一）其二，尽管看上去，形式礼拜是一个社会层面上的概念，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行为，但事实上，这恰恰是一个基于个体存在的概念，而这个存在显然不是形下性实存，它事实上以物的形式存在反证了人基于这一层面的存在的虚在性；第三层他提出了一个概念——仪式，为什么会是“仪式”？我想，这个仪式所对应的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逻辑，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消费作为其体制的内在逻辑，而作为社会个体只有理性、自觉地选择去服从这一逻辑。
按照韦伯的逻辑，资本主义的支撑是新教伦理的理性精神，但逻辑体现则是理性精神与物的消费的互相支配。一方面，物的消费赖于理性前提，另一方面物的消费又作用于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问题是，波德里亚在书中并未明确指出这些，他在意的只是对物周围社会的历史性反思与批判。正如他所说的：“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的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1）这种悲观的态度不仅源自全能物化导致的历史断裂，也是因为个体自身逐渐沦为形下的物的奴隶。就是说，他发现了支配这一实践逻辑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而是个体不受规约限制的欲望膨胀。

消费：作为一个经济极限化的逻辑
原始的物是一种自然存在，一旦介入消费实践，其属性已经由自然转换为社会。社会属性决定了它是公共的，而这种公共性正是体现在它与消费主体亦即人的关系中，而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就是交换。正如波德里亚所说的：“在奢华与丰盛之中，物还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制约它的不是自然生态规律，而是交换价值规律。”而这一交换价值规律则恰恰源自主体与物的关系中或主体所对应的物与物的关系中，它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价格。这就是说，价格成为人与物之间消费关系的惟一体现，甚至成为社会失衡的根源。如他在论及关涉价格的重要因素“现金”时所说的：“在‘现金’消失的标志下，现实生活的现实粪便化以及过去一直困扰着它的社会经济矛盾的象征太明显了。”（同前揭，页6）问题是，设若我们将此图示为“ 人 价格 物”的话，那么这一价格便既是物的价格，亦即其价值体现，同时也有可能是人的“价格”。当然，前者是不难解释的，而后者人的价格又该作何解释呢？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人被物化、被价格化乃至被异化无可厚非。作为社会实存，人同物没有什么区别，在消费的过程中，物被消费本身也就意味着主体也被消费社会消费了。因此，这两种价格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对应，而且这一价格本身既有形而下的一面，亦有形而上的一面，它不仅是实存的物质化衡量准绳，亦涵有个体关于理性精神的持守程度。
当然，理性意识的持守度并不关涉资本主义消费逻辑的发生本身，尽管消费的无限性所针对的正是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但物及其消费的无限性对应的恰恰是消费主体，亦即人的有限性。也即是波德里亚所说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不是不够而是太多的强烈愿望就在于此：看起来你带走了一堆摇摇欲坠的盒装牡蛎、肉、梨子或芦笋，其实你只是购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你只是买走了所有中的部分罢了。这种对消费材料、对商品的重复借代说法，采用一个重复的集体隐语，以及借助于其本身无节制的特点、重新恢复了赠与和戏剧性的，用之不竭的挥霍形象。这个形象即节日形象。”
为什么波德里亚在此强调“节日形象”呢？因为只有在节日形象中，我们方可看到消费无限化、放大化后的各种可能性？系列化、整套化、模仿化……在这些重复性的实践逻辑背后，物恰恰是被符号化了，物本身已经在消费过程中不具有物本身的实体意义，包括工具、功能等。也就是说，“消费社会与物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消费逻辑已经不是基于主体与物之间的实体的能动的逻辑，而完全是一个极限化的商品经济逻辑。事实上，按照符号学的原理，当消费或消费对象被抽象为一个符号时，消费本身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买入、卖出的价值交换关系，它是则暗含着一个无限性的经济最大化动机及其行为，且其已成为消费社会的主导因素。

无限消费的有限性：消费文化的悖论
需要区分的是，若站在消费本身的立场上，亦即从一个社会的公共立场而言，消费是无限的；但若站在消费本体自身的立场上，亦即对任一消费个体而言，消费本身又显得如此有限。如果说，这是无限消费的有限性这一维度的体现之一的话，那么另一个方面就体现在波德里亚所谓的消费文化的层面。
本质上的文化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按照惯常的逻辑，文化本身是不能被消费的，也无法被消费的。但是正是其不被消费性所蕴藉着的价值最大化却往往被消费所利用，又恰恰成为消费的促进因素。也就是说，当消费被文化后，也就意味着文化被沦为消费的对象了。从此，文化变得可消费了，而且其消费还得依赖于非文化的某种物实体或行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化沦丧了呢？或者说价值失落了呢？对此，波德里亚倒是很清醒和警觉，他说：“不要以为文化被‘糟蹋’，否则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
在这里，波德里亚例举了“杂货店”一例，因为杂货店的特点本身与通常意义上的消费的符号化、重复性、系列化、整体性是相悖的，为什么同样获得了消费认同呢？波德里亚认为因为它是被文化了。他说：“如果说大商店展现了商品的市集场面，那么杂货店则提供了消费的独唱音乐会。”这就意味着被文化后的消费反而更加剧了消费行为本身。而问题就在于，消费是被文化了，但消费主体是否被文化了呢？这其中显得极其复杂。比如，一个未被文化的消费主体会适应被文化的消费吗？一个被文化的消费会适应未被文化的消费吗？一个同时未文化的消费主体与消费能否适应期所处的文化境地呢？……在这些繁复的关联追问中，我们肯定的是站在一个公共立场或站在消费本身的立场上，被文化的消费本身是无限的，但是当其所针对的是一个被文化的消费主体时，无限性的消费物不得不面对有限的消费。因为文化赋予物无限被消费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赋予主体消费的制约和束缚。按照波德里亚的逻辑，如果说这种文化是环境渗透在其中的话，这恰恰是社会主体对于消费无限性的反思及其资本主义理性意识自觉的结果。
消费空间中愈来愈便利的条件，往往都是以人本为初衷遮蔽着被消费方的利益雄心，而这些人本化的外在行为却往往将消费主体置于一个虚在的流动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身份似乎具有了被消费的可能性，由此导致的是主体失却了时间，也没有了身份自觉，而只是身处在一个欲望的最大化满足过程当中。但是，这种欲望是不是人的一种本然属性呢？实际上，这是一个混杂的因素，因为还有“与工作、娱乐、自然和文化，包括消费本身相伴的焦虑与失落，同时也成为消费的理由。于是，所有这些过去零零散散，在现实生活中，在古老的无政府城市里，滋生出复杂和焦虑的东西，所有这些被分裂，相互之间无法缩减的活动——所有这一切最终被混杂、搅拌、调节并一直展现的在同一次连续的购物和消闲之中”。身处消费中的人们往往只关涉消费本身，而遗忘了周遭的一切非消费存在。

神奇的消费与消费的危机
波德里亚说，消费创造了神奇。它使“物品本身所提供的满足感等同于模拟飞机，等同于美拉尼西亚人缩小了的模型，也就是反映了潜在的极大满足，十足的富裕以及最终受到圣迹显示者背后的狂喜。其强烈的希盼使得日常生活的平庸得以延续。这些最小的满足还只是一些驱魔做法，还只是一些获取、祈求完全舒适与幸福的方法。”我想，波德里亚如此肯定消费，恰恰回应了他关于消费作为一种仪式的界定。事实上，在这里波德里亚又回到了精神层面，也就是说，对于个体而言，准确地说，就是对于个体存在而言，消费并非只是满足个体生理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由此实现精神自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本身无限也好，有限也罢，对于有限性的个体精神而言，这都成为一种多余的前提设定了。
吊诡的是，我们在消费自我身份的时候，消费本身又赋予消费主体另一重新的身份。（待续）


10月17日晚1稿

• 理性与欲望：物消费的两重性
——阅读笔记之波德里亚《消费社会》（1）

鲁明军

无限消费的有限性：消费与文化的悖论
需要区分的是，若站在消费本身的立场上，亦即从一个社会的公共立场而言，消费是无限的；但若站在消费主体自身的立场上，亦即对任一消费个体而言，消费本身又显得如此有限。如果说，这是无限消费的有限性这一维度的体现之一的话，那么除此还包括波德里亚所谓的消费文化层面。
本质上的文化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按照惯常的逻辑，文化本身似乎是不能被消费的，至少文化是难以用价格来衡量的，自然不具有消费的可能性。但是正是其不被消费性所蕴藉着的价值最大化却往往被消费所利用，又恰恰成为消费的促化质素。也就是说，当消费被文化后，也就意味着文化被沦为消费的对象了。从此，文化变得可消费了，而且其消费还得依赖于非文化的某种物实体或行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化沦丧了呢？或者说价值失落了呢？对此，波德里亚倒是很清醒和警觉，他说：“不要以为文化被‘糟蹋’，否则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同前揭，页3）
在这里，波德里亚列举了“杂货店”一例，因为杂货店的特点本身与通常意义上的消费的符号化、重复性、系列化、整体性是相悖的，为什么同样获得了消费认同呢？波德里亚认为因为它是被文化了。他说：“如果说大商店展现了商品的市集场面，那么杂货店则提供了消费的独唱音乐会。”（同前揭，页3）这就意味着被文化后的消费反而更加剧了消费行为本身。事实上，这其中还存在一个概念的区分，就是“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通常意义上的“消费文化”是消费本身的文化性，而“文化消费”中文化则是作为消费的对象。显然，波德里亚在这里对于消费与文化这两个概念的组合及其之间的关系并未有意澄清，但是这种“含混”却并不妨碍其最终的结论。他认为“杂货店”实现消费的最大化是因为“杂货店”本身具有文化性。这其中，波德里亚将消费“杂货店”中的物（商品）只是作为文化消费的修辞。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实践的前提不是物本身，而是物之文化性。按照这个逻辑，主体在消费文化的同时，消费本身也具有了文化性，也就是说消费被文化了。问题在于，消费是被文化了，但消费主体是否被文化了呢？这其中显得极其复杂。比如，一个未被文化的消费主体会适应被文化的消费吗？一个被文化的消费会适应未被文化的消费吗？一个同时未文化的消费主体与消费能否适应期所处的文化境地呢？……在这些繁复的关联追问中，我们肯定的是站在一个公共立场或站在消费本身的立场上，被文化的消费本身是无限的，但是当其所针对的是一个被文化的消费主体时，无限性的消费物不得不面对有限的消费。因为文化赋予物无限被消费的可能性，但同时也赋予主体消费的制约和束缚。按照波德里亚的逻辑，如果说这种文化是作为一种氛围或环境因素渗透在其中的话，这恰恰是社会主体对于消费无限性的反思及其资本主义理性意识自觉的结果。
消费空间中愈来愈便利的条件，往往都是以人本为初衷遮蔽着被消费方的利益雄心，而这些人本化的外在行为却往往将消费主体置于一个虚在的流动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身份似乎具有了被消费的可能性，由此导致的是主体失却了时间，也没有了身份自觉，而只是身处在一个欲望的最大化满足过程当中。但是，这种欲望是不是人的一种本然属性呢？实际上，这是一个混杂的、繁复的因素，因为还有“与工作、娱乐、自然和文化，包括消费本身相伴的焦虑与失落，同时也成为消费的理由。于是，所有这些过去零零散散，在现实生活中，在古老的无政府城市里，滋生出复杂和焦虑的东西，所有这些被分裂，相互之间无法缩减的活动——所有这一切最终被混杂、搅拌、调节并一直展现的在同一次连续的购物和消闲之中”。（同前揭，页5）身处消费中的人们往往只关涉消费本身，而遗忘了周遭的一切非消费存在。

神奇的消费与消费的危机
波德里亚说，消费创造了神奇。而这一神奇最现实地体现在消费对物质资源的合法化分配（注意：合法性分配并不等于其具有正当性），从而使得“物品本身所提供的满足感等同于模拟飞机，等同于美拉尼西亚人缩小了的模型，也就是反映了潜在的极大满足，十足的富裕以及最终受到圣迹显示者背后的狂喜。其强烈的希盼使得日常生活的平庸得以延续。这些最小的满足还只是一些驱魔做法，还只是一些获取、祈求完全舒适与幸福的方法。”（同前揭，页6）我想，波德里亚如此肯定消费，恰恰回应了他关于消费作为一种“仪式”的界定。事实上，在这里波德里亚又回到了理性主义的精神层面，也就是说，对于个体而言，准确地说，就是对于个体存在而言，消费并非只是满足个体生理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由此实现精神自足和理性自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本身是无限也好，有限也罢，对于有限性的个体精神而言，这都是一种多余的前提设定。
吊诡的是，我们在消费自我身份的时候，消费本身又赋予消费主体另一重新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又显得如此不确定，因为它已经被阶级化了，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消费本身的变化，其阶级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不变的只是消费主体与消费社会之间的支配性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的更替不能改变的是消费主体对于消费本身的信仰。在波德里亚看来，这种对消费的信奉不但是为了满足自身对物质的欲望，更是对个体自然权利的一种合法性诉求。正如他所说的：“他们（消费主体）继承的不仅仅是财产，而且有丰盛的自然权利。”（同前揭，页7）这就关涉到消费本身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个体而言，对消费的诉求本身存在着一个公共层面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合法化的消费对于消费主体而言是否真实基于个体自然的正当权利的呢？它是否真是基于个体的存在予以思考和实践的呢？反过来说，当基于个体正当前提下的消费膨胀或消费暴力面临合法化的危机时，个体的自然权利能否成为自身消费欲望的有效辩护者呢？对此，我们发现，波德里亚并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和回答，而是他在符号学的庇护下巧妙地回避了这一问题。
波德里亚说：“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客观上首先绝对是一个生产社会，一个生产范畴，一个政治经济战略的地点。而是说消费范畴混杂其中，即表示控制的范畴。在这个层面上，一条平行线（无疑是冒险性的）可通过神奇的想法勾画出来，因为这二者都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下存在。”（同前揭，页8）按照符号学的原理，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符号的存在与生长是基于意义缺席原则的前提下的，消费社会的种种意义质素一旦被符号抽空，其失却的恰恰也是主体的理性精神。那么，一个在符号的庇护下，抽空了理性意识的消费主体又如何能够获得一种安全感呢？尚且不论对于个体的这种危险性是消费性公共赋予的，至少他自身对消费欲望膨胀已造成了自我危机，而这显然是自然权利无法辩护，更是消费符号无法回避的事实。也就是说，当消费主体的理性（包括道德）的一面被消解后，欲望的无限化生成的暴力只会回击消费主体自身。而这种消费的无限化既有对物质的获得，更是体现在对物质的浪费。
我们身处在一个被媒介、影像及符号包围的社会幻象中，表象看上去，一切主体并不存在于幻象中，对于幻象而言，主体是他者，是观看者。于是，一切社会幻象对于主体而言只是沦为一个消费对象而已，或者说就是一个被消费的符号而已。不管社会幻象真实与否，不管其对于主体内心有多少有效的针对性或具有多少互应的可能性，主体有绝对的权利持守他真实与否的立场与姿态。惟一的决定因素就是主体自身对于社会事实的理性意识，因此，决定他真正消费的不是社会幻象，而是社会事实和个体事实本身及主体对它们的认知。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诸如影像、文本媒体等赋予消费本身更多催化作用，这种催化作用则体现在幻象所涵有的社会事实性和个体事实性赋予消费主体的各种“好奇”的资源和信息。但是本质上，消费本身还是源自主体自身与社会事实的具体关联中。只是这种认知程度的不同致使主体对于“好奇心”的消费实践也存在着差异。且反过来看，这种基于幻象与符号层面之上的“好奇心”也同时导致主体对社会真相的误读及其可能性。也就是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谢弗在《社会学与生活》中所说的：“媒介不仅促进了消费，但同时其反功能还具有麻醉效用。”（《社会学与生活》，刘鹤群 房智慧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页183-184）这种麻醉效用则致使主体对消费对象及消费本身的非自觉与无知化。亦如波德里亚所说的：“在空洞地、大量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消费社会》，页9）所以，此时为消费主体所标榜的并非是真相本身，而是只属于主体视角中的“真相”即伪真相。自然，身处在伪真相周围的主体，也往往将自身蒙蔽起来，如波德里亚所追问的：“为什么人们如此喜欢消费暴力呢?”（同前揭，页10）事实上，在他者的立场上，消费暴力只是使自身更加远离真相，因为此时暴力幻象反而容易成为他安全的保护屏障。
波德里亚认为，满足生产秩序仅仅消费商品是不够的，商品的用途只会导致其慢慢堕落，因此，破坏是惟一代替生产的根本方法。他说：“消费是在破坏中超越和变化。”（同前揭，页22）从这个角度看，事实上消费主体的有限性已经无力担负正常的消费本身，而且重复性的消费符号已经无法满足消费主体不断新变和延伸的欲望。那么，破坏作为消费的一个特征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放大，且在从属于生产秩序的前提下注定要超越正常的消费范畴，而成为后工业社会决定性的功能之一。然而，破坏本质上属于暴力消费，它是建立在个体非正当、非理性意识层面之上的消费行为。欲望本身失却了理性的控制，也致使一个正当、合法的消费过程的失衡。其实，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就对此作过梳理，他说：“‘消费’一词最早的用法是摧毁、用光、浪费、耗尽。”就此意义而言，作为浪费、过度使用与花费的消费，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主义的强调中，表现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因此，这样的消费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控制和疏导。（[英]麦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版，2000，页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