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库恩的理论总使我思考问题时经验地寻找某个范式和角度。当然，不管是在阅读、思考，还是在写作，范式、角度都是必要的。不同的范式、角度致使我们对一个事件、一个问题的深入程度、观察广度都不尽相同。任何发生都具有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只不过有些往往是显在的，有些却往往被我们所遮蔽……以下所述的是今年春节期间发生在家中的一件事情，尽管只是普通农民家庭中的日常遭遇，但是当我们换一个角度细细追问时，却发现这不仅仅是个体间冲突，而已延伸为一个阶级问题。这使我想起汪晖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毛泽东时代崇尚阶级斗争，实质上却并无多少阶级差别，而当下和平年代不提阶级，但阶级冲突却似一股暗流一直在隐性生长……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马来西亚一名叫塞达卡的村落的变迁及其中所发生的故事，但是从这些普通的常规事件中和斯科特的深入分析中，作为阅读者——我却看到的多是自己家乡或是当代中国农村的影子……或许农民革命或农民斗争都已成了隔世的历史想象了，但是正如旷新年在对黄纪苏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评介中所暗示的：农民会不会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群体呢？……


一、引子

寒假回兰，还没到家，二姐打来电话说当天取钱的时候，不慎把存折连同户口簿丢了（当地该行要求以户口簿为凭证存取款，而户口簿上小孩的生日恰恰是存折密码）。发现后，立即携带身份证到银行挂失，但银行工作人员以要求输入帐号的名义拒绝办理，二姐请求再三也未果。（经咨询，存折丢失后，只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开户银行应立即予以办理。）于是，通过动用各种关系总算找到该行某工作人员，经百般解释、求情，也只答应办理口头挂失，而非书面挂失。（在未办理书面挂失之前，钱被取走意味着责任自负。）第二天一大早，二姐又去银行办理，工作人员还是以帐号为借口推托办理，第三天也未予办理，等第四天再去时，已经春节放假银行关门了……期间，家人又托亲戚，找到该行某负责人，才答应过完年办理。直到正月初五，才予以书面挂失。（后来得知，存折内的钱幸未被取走。）
就是这么一件不算大事的大事、亦不算小事的小事——对于富者而言，里面的几千元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西北农村的普通家庭而言，却不是个小数，自然这也就不是件小事了——闹得今年春节我们全家人都没得安宁。尽管如此，笔者在此却不是要讨什么公道，或者对银行的服务态度予以什么批判，而是就二姐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角色及其心理、行为的反应与代表官方意志的银行工作人员之间的冲突关系做一简单分析，从微观政治学的视角，力图探得当下农民阶级的另一重处境。

二、阶级的生长与“弱者的武器”

后来听二姐讲，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她对银行工作人员也是竭尽所能，哭诉、欺瞒，甚至恐吓、“谩骂”，还有举报、殴打、报复的念头……当然，前面的方式实则对于银行工作人员而言是无甚效果的，而后者也只是念头而已，以二姐之力根本无从付诸实施。
事实上更多的时候，亦是更为有效的途径是二姐所扮演的弱者的角色，以此祈求获得对方的同情、谅解。而农民自设的弱者角色也往往使得其在任何冲突中，总是被对方所支配。农民自觉政治上常常无效的他，本就无力面对政治有效者，更无力硬性地去对抗。与其如此，不如选择妥协。但不容忽视的是，正是农民的这种消极、妥协的态度恰恰蕴藉着一种隐性的力量，亦即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所谓的“弱者的武器”。
斯科特在著作《弱者的武器》中，通过对马来西亚一名为塞达卡的村落中的村民之间的阶级冲突的研究发现，农村阶级冲突并非是常说的直接的反抗、斗争形式，更多的则表现在穷者消极的懒惰、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暗中破坏、欺骗、小偷小摸等行为中，而与之对立的则是富者的吝啬、贪婪、自傲……就是这两种看似并不相干、但实则内含冲突的行为“揭示了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在作者看来，农民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不仅是基于其本身可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更是对自身作为一个政治无效阶级的自觉所致。
二姐深知自己的政治身份及其所具有的政治力，她无法对抗代表国家意志的银行工作人员，某种意义上，这本就是一个政治正确与政治不正确之间的对抗，因此，事件的结果事实上一开始就已见分晓。但是，作为博弈的一端，尽管二姐所代表的是弱者的一端，但是其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的行为已经具有政治意涵。或许，二姐哭诉、请求、欺瞒、“谩骂”……的初衷根本不在与对方能够产生冲突，她只是希望能唤起对方的些许同情，以解一个弱者的燃眉之急，或者说能引起对方注意，以使捡到存折者取款时能有所警惕……而作为对方，也或许根本不是故意刁难而不予办理，只是因为临近春节，业务繁忙，懒得办理，自然也未必一定具有对抗心理。殊不知，正是这样一个常规的情景，却在本质上已经建构了一政治冲突事件。
当然，也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中所潜在的政治发生，往往被学界所忽视，以为谈及政治冲突就是农民暴乱、农民革命，但事实上，古往今来，又有多少类似直接的冲突呢？而这亦往往为当事者自己所蒙蔽，以为这些都不过是日常的生活场景，但古往今来，为数不多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源起不正是这些日常琐碎的非摩擦的摩擦最终激化所引发的吗？因此，更多的时候，阶级之间的冲突却无形地化解在我们的日常场景和行为中。而斯科特及其著作的意义亦正在此。

三、冲突的暗流和“隐藏的文本”

尽管如此，但令人质疑的是农民行为中的一切是否都具有阶级对抗性呢？当然，真正具有冲突意味的往往哪个都有所指向，比如二姐的行为都是指向银行工作者，而银行工作者的借故推辞、不予搭理同样是指向二姐，实际上看似不冲突的行为在这种对应关系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此，斯科特其实自己也质疑过，这其中是不是一定具有政治对抗的意涵呢？这是否只是一种误读呢？当然，斯科特自己亦承认是有误读的可能，作为误读本身它并非是对原意的替代，而是形成一种补充，至少这对此是一个相对有效的去神秘化的过程。
事实上斯科特也已明确这种行为的指向亦并非是他一厢情愿的全然解读，他是建立在深入的实地观察、调查基础之上的，论证都是源于当事人的亲身所为和亲口所言，依据的是“由当事人自己提供的证据、经验和对行动的描述”。当然，他自己亦承认：“记录文本的完整性既受到记录者的经验和分析偏好的限制，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在许多地方，他的描述依然添加了自己的解释，他意识到“意识形态、个人利益的理性化、日常的社会技术甚至礼节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解释”。在此意义上，其“既关注行动者的经验，又关注行动本身；既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又关注作为‘事件流’的历史；既关注阶级如何被认知、被理解，又关注‘客观的阶级关系’”。
不同的是，二姐事件中的冲突发生在作为弱者的农民与代表国家意志的银行工作人员之间，而斯科特在书中描述的阶级冲突则是作为穷人的佃农和作为富者的农场主之间。对此，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就是斯科特多次提及的国家农场主之间“沉默的共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两个冲突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分。
我们习惯了以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一经典论断来判定一切阶级之间的张力关系，我们亦习惯于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阐释现实中的一切阶级关系和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统治阶级不仅将其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尽管这一意识形态常常表现为一种非自觉的形态），我们亦忽略了人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瞬生瞬息的直接冲突，而遮蔽了其中隐性的持久张力及其所蕴藉着的可能的危机。因此，“弱者的武器”也被斯科特自己延伸为“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
然而，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权力关系，这一“隐藏的文本”对于公共秩序就一定是消极的吗？不可否认其中潜藏的危险性，因为其本身性质亦表现为一种消极性，但我们却同样不能否认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消极转向积极的可能。因此，某个穷者的懒惰、装糊涂、开小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关系，而作为阶级本身，其形成并非仅仅依赖于经济层面，亦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层面。阶级认同并非是概念层面上的“虚假认同”，它是“由社会关系产生的经验的杂乱现实的多重认同”。从这个意义上，往往以经济或土地的占有量为准绳的阶级划分并非有一定持续牢固，一定程度上其具有转化的可能，而作为个体的消极反抗行为的更不可靠，在相关的物质程度有所变化的前提下更具转化的可能。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对这种阶级及其差异是否自觉，而“弱者的武器”及其效度则恰恰取决于此。

四、贫富的分野与道德的判断

中国农民除了贫富自觉，还历来有公私自觉。在他们看来，有固定工作就代表公，有钱人就代表公，工人就是“公”的典型，反之没工作的就代表私，没钱的就代表私，农民就是“私”的代表；公家人吃公家饭，私人之能自食其力了。……这些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于村民的思想意识中。而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尽管农民的绝对收入是提高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话、手机……一切所谓的现代的东西都渐次进入了传统农家，但是相比原富者，农民的相对收入并没有多少提高。现代性的本土化渗透带来的次要后果确实常常被忽略了的日益扩大的收入差别和日益凸显的阶级对立。
就业机会的减少，种地价值的下降成了现代化的直接后果。普通农家单靠种地每年的收入不足三千元，而外出打工农民也很难求得一份相对稳定、报酬相当的职业，其有限的知识学历与现代职业的高学历要求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大多都不得不从事服务、建筑等纯劳力工作，相对收入也愈来愈低，且就业的空间愈加逼仄。在农民看来，正是政府资源配置不公导致就业空间萎缩，相对收入降低，贫富差距拉大，也就是说，一切有利于公众的政策往往落实在富者的头上，而似乎与贫者农民无关。无独有偶。斯特科在书中所描述的塞达卡的变化则与政府1972年“双耕”制度的推行有关。尽管，政府为此投资兴修水利，加强农业机械化装备建设，以切实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收入。但事实上，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却同样滋生了种种危机：打短工机会减少，物价上涨，种植成本提高，政府政策倾斜富者，富者对贫者依赖程度的降低……这一“绿色革命”并没有使得更多的人受益，它只是使从中获益最多的农场主等富者继续获益，却使从中获益极少或无从获益的佃农等穷者更加变得窘迫和潦倒而已。
于是，在政府或富者看来，农民懒惰、愚昧、不学习、不求上进，如此这般也是自食其果。而在农民看来，那些有钱人愈加贪婪、腐化、吝啬、冷血……就如斯科特著作中作者与分别代表穷者和富者的帕克•亚赫和哈吉•卡迪尔的谈话一样，极富戏剧性。有八个孩子的帕克•亚赫不同于扎拉克的消极抵抗的是，它是一个老实可靠的雇工，可即便如此，也未能改变它贫穷的命运。于是，像他这样的农民也不免开始了抱怨：“在过去，从富裕的村民那里借一些大米是可能的，而现在富人卖掉了稻米换成了钱，继而声称，他们没有钱。”其实这样的话，同样贫穷、同样忠厚的哈姆扎也说过：“我无休无止地工作，（却）看不到生活变得舒适的希望。”有意味的是，在富者哈吉•卡迪尔看来，穷者之所以穷要么是因为其本身并不穷，穷是伪装的；要么就是因为自身缺乏足智多谋；要么就是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工作感兴趣。
可最终，帕克•亚赫强调的却是富人对待穷人很卑劣，而富人则认为穷人道德堕落。似乎，说到最后实已从社会事实的判断转向道德判断。穷也好，富也罢，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道德正确与否。可反讽的是，老实勤劳的帕克•亚赫等依然贫穷，而富有的哈吉•卡迪尔却愈加富有。不过，哈吉•卡迪尔也不是没有给过穷者希姆一定土地施舍和帮助，但令卡迪尔失望的是希姆非但选择放弃，还欺骗了卡迪尔，这使得卡迪尔也只能认定“他（对种地）并不感兴趣”。

五、小结

二姐的存折丢了，钱总算没丢……穷人的尊严是丢了，但作为“弱者的武器”却没有被丢，且依然在生长……阶级的分化与冲突并不在二姐与银行工作人员之间，更非在帕克•亚赫与哈吉•卡迪尔之间，而是在现实与观念的两个共同体之间，这“既是价值的冲突，也是利益的冲突”。因为“每一种‘需求’在它成为‘应然’的过程中，都含有情感和‘要求’（反之亦然）；每一种阶级斗争同时也是关于价值观的斗争。”（E.P.汤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