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善于运用与“现代性”相关的词汇来描述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状态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还的中国，正在超速实践着西方一个多世纪里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发展的全部历程。中国的最年轻一代艺术家就是在这样日新月异的“变革”中成长起来的。

这代艺术家有着更为敏锐和多变的神经，他们徘徊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又游离于这两者的边界之外。或许说当下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无根的历史，或许说当下中国关于西方文化的思考仍然停留在片面的嫁接中，但是这两者无疑在语境的竞争间共同构筑了一个交互文化的平台。这样的结果之于最年轻一代的艺术，既非“融合”，也非“一体化”，更不存在古今中外话语权的对立或者转化，而是用一种自我表述的方式显现着个体化的内省的张力。

另一个角度，从精神本源上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充满了“学术性”反思与“新潮性”运动，90年代又标榜着商业“中心主义”的和西方“全球一体化”，进入21世纪，错综复杂的消费化、媒介化、技术化、图像化、制度化、网络化的交互情景主导了个体性生存的价值判断，如此的历史沿革，所产生的只能是在文化资源共享情况下寻找自我精神解读的更大可能性。从“电视”、“电脑”到一切“电子化产品”的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是大批量信息的共振，纷繁芜杂的网络虚拟化生活挑战了文化身份的现实追求和评价标准的统一模式，尤其关于存在意义和方式的新一轮追问消解了中国“符号”背后的历史深度……这些都充斥在新一代艺术家二十多年来的整个人生历程中。“非中心的”、“不确定的”、“偶然的”、“不可规范化的”，似乎“后现代主义”特征就是对这代中国艺术的合理解读，那么在“国际”的观照下，我们又如何阐释“中国”二字呢？

中国关于“国际”的想像，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人种、语言、习俗的共同体上的，这个共同体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而始终夹杂着“仰视”西方的眼光。我们加入“国际”语境的前提是顶礼膜拜西方建构的一套通行的游戏规则，当“国际”与“本土”，“世界”与“民族”日益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对立时，无论选择哪一边，答案其实都指向了西方标准所制定的公式结果。正因如此，中国所谓的“现代性”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化，都是“西方”一再“输入”中国后的表征和追加。当“西方”大行其道之时，我们只能用他者的后见之明重述自我的差异化，这一点其实在近年来的中国社会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当然，我不是崇尚中国的传统文化卷土重来，也不是要构筑一个完全独立的只有中国的“国际”想像空间，而是认为当下中国的艺术发展早已经不再是“一极”或者“二元”的状态，在多重交互之中，形成了这个特定时期的艺术内部的自律性和外部的延展性，西方和中国都将在现已搭建的综合语境里，寻找着“输入”与“输出”的平衡。

由此，中国最年轻一代的艺术试图颠覆“过去”的记忆，通过独立反思、独立阐释来培养内省的自觉。内省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自我对白，也是自我表现、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实现背后的深层根源，在这代中国艺术中尤为明显——诚然，我们不需要过多考虑有没有“内省”，而是在“内省”的过程中，当下中国最年轻一代的艺术有多少“张力”？而这个“个体内省”又将扩大为怎样的“共同张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