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罗斯金的美学思想研究——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宗教信仰影响下的罗斯金的美学思想（第二章）

这部著作试图明确阐明，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的我是如何看待现实中的艺术和审美领域的。因为我发现，我对艺术和审美的看法并不是独立于我的基督教信仰而形成的。我并不认为我所打交道的这必定以某种方式相关联的两个东西是彼此分离的，相反，那些基督教信仰是有助于形成那些关于艺术的看法的。与此相应，本书即不打算牵强地把基督教加于艺术，也不愿意把艺术附属于基督教，它只是一个生息于基督教传统之内、投身于基督教社会之中的人对艺术的见解的写照。
——《艺术与宗教》“序言”（N.沃尔斯托夫）
在第一章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罗斯金的美学思想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征，在他的美学体系中，“想象”、“情感”占据了重要位置。罗斯金在诗歌和绘画之间进行比较，将浪漫主义诗歌的特征赋予绘画，并将“想象”、“情感”视为评价绘画的重要标准。在第二章分析中则可以发现，罗斯金由于关注艺术的功用目的，所以注重视觉艺术类似语言的“记录”功能，罗斯金像关注“文字”一样注意自然、建筑、绘画的“细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形式构成要素相对独立的“语言”价值。作为美学家的罗斯金具有艺术家的敏感，他更多得是基于他敏感的观察而非是通过艺术实践实现了对艺术的“超前”认识。

但必须注意的是，罗斯金是一位虔诚的福音派教徒，在研究罗斯金的艺术思想的时候，我们难以回避宗教思想对其艺术思想的影响。这是因为，首先，从罗斯金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他早期坚持福音派信仰的时间基本上和他关注艺术的时间重合，一般认为，罗斯金在1858年之前是虔诚的福音派教徒，中途变成怀疑论者，1874年之后成为心胸开阔的清教徒。但是如果深入认识的话，可以发现，其实罗斯金的宗教信仰一直保持着一贯性，他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每天诵读《圣经》的习惯，即使是在他中途产生信仰危机时也没中断。《圣经》文体影响了罗斯金，并决定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罗斯金认为他对自然的观察、描写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尽管罗斯金中年对《圣经》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但是英文版《圣经》诗意的表达方式一直影响着罗斯金。1858年脱离宗教信仰之前，“上帝”一直在罗斯金心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主要的艺术著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就提醒罗斯金的研究者：在研究罗斯金的美学思想的时候，必须注意其宗教信仰对其美学思想的影响。其次，罗斯金在他的著作中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理解其思想的钥匙。他曾在《近代画家》第1卷的“跋”中强调：“人类的用途与目的是要证明上帝的光辉……并通过合理顺从与作为结果的欢悦发扬这种光辉。”罗斯金认为只有人类才会热爱、遵循一种鲜活的精神，处于个人神性的照耀、指引之中，人类如果失去这些，则与动物无异。他告诉他的读者，“倡导上帝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并将其作为一切人的源泉……。对于任何想领会《近代画家》或者我随后精心撰写的其他著作的读者，必须细致、明确地区分上帝的这种个人特征与被普遍接受的基督教教义叙述。”（引文出处同上）在这里，罗斯金明确指出了理解其著作的前提，就是要理解他的富有个人特征的宗教信仰。如果将这段表述和罗斯金的自传以及他的生活环境、精神状态结合起来，可以发现：罗斯金的宗教其实非常个人化——他早年从《圣经》中感受到上帝，在自然中发现上帝，他自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阐释者，他的行文也类似《圣经》——尽管《圣经》记述的是上帝的存在，他赞扬的是上帝的创造物——自然以及艺术。正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与艺术家》辞典所指出的：罗斯金的“宗教教育使他细心研读《圣经》，他终生观察自然是因为他认为这种观察可以使上帝显灵。”除此之外，罗斯金的艺术思想背后隐藏着的深层根源是他在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对宗教的态度。比如，罗斯金对艺术的“情感”因素的强调能在他所信仰的福音派宗教中找到理由，他对自然、建筑、绘画“细节”的关注与福音派所强调的阅读《圣经》的方式有关。类似沃尔斯托夫，罗斯金也是一位“生息于基督教传统之内、投身于基督教社会之中的人”，对这样一位人物的研究，我们不能、也难以忽略他的宗教信仰。

但正如多萝西•赛耶斯所指出的：一直以来，即使作为基督教徒的美学学者，也往往忽视了“他们的审美”与“基督教主要教义”的关系，而沃尔斯托夫写作《艺术与宗教》的目的，就是想试图明确阐明“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的我是如何看待现实中的艺术和审美领域的”。61此书的中文译者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关于艺术、上帝、人以及世界之关系的‘真实思想的记载’”，认为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角度，这一“新的角度”就是从基督教徒美学家的宗教信仰出发，挖掘其艺术思想中潜藏的宗教信仰的影响。沃尔斯托夫不再将现代艺术史视为“自律”发展的历史，而是挖掘影响艺术家、艺术批评家的更深层的东西，特别是宗教信仰对艺术思想所施加的本质意义上的影响。尽管强调“宗教影响”对于艺术史研究来说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对于罗斯金研究来说则是必需的。某种程度上说，不理解罗斯金的宗教信仰，就难以理解罗斯金的艺术思想。沃尔斯托夫的《艺术与宗教》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末，沃尔斯托夫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批评”学者之处在于他的研究基点比较独特，正是他对宗教信仰的关注给了我写作本章的勇气，另外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只是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但他对“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强调使我认识到了宗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曾发挥的作用，他的研究着眼于宏观，本章的分析则主要从罗斯金个人的精神层面出发进行研究。在国内的西方美术史研究领域，不乏有学者从艺术家、理论家的个人经历的角度对其艺术思想进行分析，但很少有人专门从宗教信仰角度出发从事研究。相对于西方人来讲，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态度相对淡漠，对“宗教影响”一类的问题也兴趣索然。笔者企盼本章的写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此类研究上提供一些启示。

本章的写作欲从罗斯金的福音派宗教信仰、宗教经历出发，在上两章分析的基础上，挖掘在罗斯金的思想体系中宗教信仰对其美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罗斯金从童年开始时就受到他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玛格丽特•罗斯金严格的福音派宗教教育，成为虔诚的福音派教徒。从1848年至1858年，罗斯金的宗教信仰开始出现动摇，但没有发展到放弃宗教信仰的程度，1858年他重要的艺术著作也已经完成；1858年至1875年，罗斯金是一位极端的怀疑论者，不再信仰福音派宗教；但在1875年，罗斯金又恢复了宗教信仰。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如果要讨论罗斯金的宗教信仰与其艺术思想的关系，那么罗斯金放弃宗教信仰后的宗教态度不在本论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并且，罗斯金的研究者可以幸运地发现，罗斯金早期的宗教信仰比较单纯，主要是福音派信仰。罗斯金在其自传中强调，其信仰主要受到传教士约翰•查理•赖尔和亨利•梅尔维尔的影响，这也为本章的写作带来了便利。

首先来看一下当时在英国盛行的福音派宗教信仰的基本主张。
19世纪英国流行的福音派宗教教义主要源自18世纪的卫斯理倡导的福音主义运动。要对19世纪英国的福音派主张有一清晰认识，首先应该对18世纪的福音主义运动的起因及其主要特征有一了解。在卫斯理生活的时代，英国圣公会出现危机，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在这一受更正教会影响的教派中，理性主义取得绝对优势，教会变得枯燥乏味，空有一堆礼仪与教义，却缺乏生命激情。当时的圣公会认为真理有两个来源：一是《圣经》，一是人的理性（上帝设署在世界中的自然规律），于是理性成为建构其教会传统的合法基础，圣公会陷入理论的空洞建构与论战中，和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其次，圣公会的“高教派”控制着圣公会，而“高教派”是保皇势力的中坚，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此十分不满。另外，尽管当时的资产阶级拥有大量财富，但穷奢极欲、宗教情感也十分冷淡。工人阶级则处境凄惨，不能从当时的宗教中获得安慰，数量迅速上升的工人阶级希望能够改变宗教现状。另外，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诸多丑恶现象，比如奴隶贸易、鸦片贸易，殖民扩张等。教会如果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它对大众的吸引力也就无从谈起。

在此情况下，卫斯理发起了福音主义运动，福音主义运动有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这几方面的特征在19世纪的福音派教义中也有明显体现，并直接影响到了罗斯金。第一：强调人类的“原罪”（sin），认为人的一生是通过信仰获得“救赎”的一生。其宗教教义认为，由于“原罪”的存在，人类的本性是邪恶的，人生来是有罪的。人的一生应该通过虔诚的宗教信仰获得上帝的宽恕，从而获得进入天堂的机会。第二，类似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卡尔文建立的更正教，卫斯理倡导的福音主义运动也推崇的《圣经》的重要性，将《圣经》视为指引人类灵魂的唯一航标，认为没有什么宗教仪式、后世杜撰的宗教故事可以和《圣经》相比。第三，由于当时传播福音主义信仰的奋兴布道家（evangelists）（自由传道者）的听众的主要是中下层人士，所以他们的布道活动注重感情层面的刺激，而非是思想启发，所以往往语气激昂，措辞铿锵有力，布道的形式甚至变得比布道的内容更重要，“讲员”往往成为布道的中心。

在罗斯金的童年，他父亲喜欢给小罗斯金读拜伦的诗歌，希望罗斯金以后能在艺术领域有所建树。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福音派清教徒，承继以往清教徒家庭教育的习惯，她在罗斯金刚刚有识读能力的时候，就每天让幼年的罗斯金逐字逐句地阅读《圣经》，第一天布置阅读任务，第二天让罗斯金背诵前一天的记忆内容，一直坚持了多年，直到罗斯金完全熟记《圣经》。据罗斯金回忆，在他童年时期，出于做生意的需要，他的父母经常搬迁，其父母的社交圈也主要局限于生意场，而和邻居没有过多交往，而他又是父母的独子，所以罗斯金在童年时期基本上没有和同年龄的伙伴一起玩耍过，而基本上是在阅读《圣经》，观察居所周围的自然风景中度过的，《圣经》和自然成为他最忠实的伙伴，这对罗斯金无疑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设想，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的罗斯金，他一面面对的是真实的自然界，一面又从《圣经》中得知这个“真实的自然界”是上帝的“造物”，隐藏在阳光、土地、鲜花、雨露后面的是一种超然的力量，这种力量支配着日升日落、花开花谢，无论是恢弘壮观的狂风暴雨，还是平凡无奇的虫啼蝉鸣，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在童年罗斯金面前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真实的世界，一个是充满上帝意志的世界——《圣经》描绘的世界，无论是真实世界还是《圣经》所描绘世界都充满了上帝的力量，两个世界在罗斯金的眼中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 而具有“同质”性，后来罗斯金又将这种认识延续到了观察建筑、绘画等视觉艺术方面，从而在他的眼中，文字写成的诗歌、客观事物组成的自然界、笔触构成的绘画、充满细节的建筑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这为罗斯金在诗歌、绘画之间进行比较、在视觉艺术与文字语言之间进行比较奠定了基础。

同卫斯理一样，19世纪英国的福音派教徒也坚信人类是有“原罪”的、从本性上讲是堕落的，罗斯金受到了这一教义影响。从罗斯金的自传可知，罗斯金接受的福音派宗教教育并不赞同“无限救赎论”，而是相信卡尔文、怀特菲尔德以来的“有限救赎论”，即人是否获得“救赎”，不是人自身能够决定的，而是上帝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人是否获得救赎，并不是取决于自身的宗教信仰是否虔诚，选择的权利属于上帝。这和卫斯理所坚持的“无限救赎论”又有些不同。这使得当罗斯金刚学会感知、思考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处于福音派宗教所制造的“恐怖”之中：罗斯金刚意识到“生”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会死去，当他对 “堕落”还知之甚少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也是堕落的！他所受的宗教教育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中，大多数人受到诅咒，所有的人都要面对死亡。上帝的目光无处不在，只有极少的人可以得到宽恕，逃脱地狱的痛苦，并且人类对于改变这种境况无能为力！只有坚持虔诚的宗教信仰才有可能获得“救赎”的机会。福音派传教士为了获得更多的信仰者，极力宣扬死亡、地狱所带来的痛苦，某种程度上说，罗斯金一生都没有逃脱福音派制造的恐怖，罗斯金痛苦于自己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恐惧“最后的审判”，这甚至导致了他晚年患了间歇性的精神病。

罗斯金接受的福音派教义影响了他的艺术思想。这首先表现在《近代画家》第2卷。《近代画家》第2卷带有浓厚的福音派气息，集中体现了罗斯金的“想象”理论以及 “以上帝为中心”的美学体系，罗斯金在这一卷中描述了由于亚当、夏娃的堕落给人间带来的“各种堕落的可怕迹象”。罗斯金相信上帝的诅咒使人世间有了“多种罪恶”，这使他对艺术作品的细节倾注了更多的浪漫主义关注——“原罪”已经破坏了人类的“理想美”，中心已经不复存在，即使是在最细小的细节上也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力量。罗斯金在《建筑的七盏明灯》“前言”中写到“假使我们把上帝排除在我们的思想之外，而不是在小事情上谈论他的意愿，那才是对他的不敬。上帝的权威和智力是无限的，不怕任何小事。世上没有任何事小得使我们不能请求上帝指点以示对他的尊重，小得只要我们一经手，就足以构成对他的侮辱；凡是适用于上帝本人的也都同样适用于他给人类的启示。当习惯成为自然之时，我们使用它时也最尊敬：在行动中从不提及上帝的意愿才构成我们的无理，把上帝的意愿到处应用才是对它真正敬重。我曾经因为用通俗方式介绍上帝的言辞而遭受谴责。我很遗憾这样曾经给一些人带来痛苦，然而我的本意却是让这些言辞成为每一个论点的基础，每一个行动的试金石，这也就是我那样做的原因。”可见，罗斯金关注事物细节的观察方式有其宗教根源，他认为无论多小的细节都凝聚着上帝的精神，将罗斯金的这一认识与本文第二章中提到的罗斯金特殊的观察自然的方式联系起来，就可以明晰宗教信仰在塑造罗斯金观察世界的方式上所发挥的作用。另外，罗斯金接受了赖尔的影响，强调人类的“堕落”本性。他认为人类本性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受到“堕落”的影响。与其说人类是上帝的子民，不如说人类是邪恶的后代。那么，人类邪恶的心灵如何能感受到美，体会到美中蕴含的宗教、道德价值？罗斯金相信上帝的救赎是人类脱离邪恶的惟一办法，他认为只有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使自己内心充满上帝的光辉，才能逃脱邪恶的引诱。与此一脉相承的是，他也认为能够发挥道德教育功能的艺术必须像宗教一样，充满了上帝的光芒，体现“神”的秩序，而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伟大的“布道者”，是上帝委派到人间传播上帝意志的人。

罗斯金对人类“原罪”的认识，使他对“裸体”的态度非常保守。《近代画家》第1卷主要讨论了透那的作品以及自然风景，没有涉及到“裸体”问题。但是当罗斯金企图把他的研究范围扩大，涉及其他绘画种类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在西方美术史中，除了风景画之外，希腊、罗马雕塑、壁画、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画、宗教画、风俗画等画种都有对“裸体”的表现，罗斯金要评价这些作品，就不可能绕过“裸体”，罗斯金对裸体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清教徒的印记。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类之所以带有“原罪”，起因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是在蛇的诱惑下吃了禁果，所以肉体在宗教领域一直遭贬斥，这在清教徒运动、福音派信仰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最初罗斯金认为肉体与人的智慧是相矛盾的，无论是从色彩角度看还是从表现角度看都毫无价值。后来罗斯金放弃了看待裸体的神学基础，他对裸体的态度才发生改变。但是他仍强调要表现裸体的精神特征和裸体特有的色彩，而不能表现裸体带有的性感意味。也就是说，罗斯金强调要用色彩与线条将裸体表现为成中性物体，而不是唤起性意识的肉体。罗斯金在《近代画家》第5卷中曾经谈及这一问题，他写道“我不打算继续探寻为什么在威尼斯，人们会认为女性的身体比男性的更完美；然而事实就是这样，而且因此它已变成了乔尔乔涅和提香的主要主题。他们大胆绘画女性身体，表现它所有健康和自然的品质；然而绝不会表现它对人类产生过度诱惑力的情形。而且，他们绘制得如此宏伟，以至于我完全确信没有接触过的威尼斯绘画从没有激发任何卑鄙的思想（不包括那些卑鄙的人，无论什么都会使他们产生邪念）；同时在威尼斯人临摹的最伟大的女性身体中，壮丽胜过其它一切特征，而且形式跟希腊雕塑的形式一样纯洁。（两段均摘自第三章“狮子的翅膀”，英文第30节）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福音派宗教信仰对罗斯金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渗透到了罗斯金的个人生活中，他的个人生活也充满了禁欲主义色彩，比如，在他与他结婚已七年的妻子离婚时，他与妻子依然是“童男贞女”62。
除此之外，福音派宗教信仰还从几方面影响了罗斯金的艺术思想。

其一，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主张教会要返回原始的宗教经典中去，重要就是《圣经》。马丁•路德用了十四年的时间研究《圣经》，从而确认赎罪券不符合《圣经》教义，批判了当时的天主教会对于《圣经》教义的错误解释。卡尔文则是一位《圣经》狂热者，他将其神学系统乃至基督教信仰都搭建在《圣经》之上，肯定全本《圣经》皆为上帝所默示，认为《圣经》与上帝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在19世纪前30年中，福音派在英国圣公会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其教义坚信《圣经》的无上地位，福音派教徒独尊《圣经》的指引，将《圣经》视为个人行为的标准。罗斯金在自传中回忆，影响他最大的两位传教士赖尔、梅尔维尔都极为推崇《圣经》，他们所宣扬的福音派教义认为：为了得到拯救，人类除了相信上帝的言语之外，不能相信任何其他东西，要求破除《圣经》之外的任何权威。罗斯金受其影响，也将《圣经》视为宗教视为唯一的真理。《圣经》对罗斯金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养成了罗斯金援引《圣经》文字的习惯；其次，《圣经》文体影响了他的文章风格，英文《圣经》散文风格的行文方式一直影响着罗斯金，并决定了他的文风。另外最为重要的是，罗斯金“逐字逐句”阅读《圣经》的习惯源于福音派教义对教徒的要求，罗斯金在自传中专门提到了这种阅读方式所带给他的好处，并感恩于维尔梅尔对他的教导。罗斯金对自然、诗歌、绘画细节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阅读《圣经》时所养成的这种阅读习惯，罗斯金阅读《圣经》——“上帝的语言”的方式影响了他阅读人类的“语言”——美术作品、诗歌的方式，这使罗斯金具有了超人的洞察力。正如本论文在第二章中所强调的，罗斯金将视觉艺术视为一种语言，认为视觉艺术的“细节”发挥着类似“文字”的记录功能，其实罗斯金之所以能得到这一认识，与他看待自然界以及阅读《圣经》的方式有关：他在将自然界、《圣经》同视为“上帝的语言”的基础上，将福音派阅读《圣经》的习惯引入到了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上，并影响了他看待视觉艺术的方式。

其二，福音派传教士面对的是文化程度较低并疲于奔命的工人、农民以及忙于赚钱的资本家，所以他们布道的形式必须生动活泼——非常类似于18世纪的奋兴布道家，圣公会的传统教徒对他们冷眼相看，认为他们是受魔鬼趋势的狂徒，而罗斯金认为福音派传教士梅尔维尔是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传教士。福音派教义认为，受到上帝恩典的人会在行为、趣味、习惯等方面与平常人不同。教徒应该在实践中体现福音派的教义、体现上帝的教诲，本身应成为信仰的象征，成为为上帝的光辉而燃烧的人。因此福音派圣公会的传教士往往给人以人热情洋溢的感觉，他们狂热于宗教信仰，渴望涤荡邪恶，将上帝的福音传遍农村、工业乡镇。罗斯金全家定居在荷那山的时候，梅尔维尔正好是那里的牧师。梅尔维尔的布道有“奋兴布道家”的特征，被称为“福音派的克里索斯托”63。罗斯金认为他的演讲像西塞罗的演讲一样雄辩有力，罗斯金成年之后成了他的朋友。不能低估福音派充满激情的传教方式对罗斯金所产生的影响，为了感受福音派的传教风格，我经常通过美国宗教网站（www.goddigital.com）收看美国福音派传教士的演讲，尽管并不能完全听懂演讲词，但是演讲者感情激昂的演讲风格、声泪俱下的投入状态、谈及体验到上帝时的激动神情无不使听众动容。如果将此类布道和罗斯金的文风联系起来，就毫不奇怪罗斯金那诗意化的表达方式。甚至可以大胆地猜测，罗斯金早年聆听福音派传教士布道的体验与他在艺术领域推崇“情感”的重要性之间不无联系。罗斯金将他从布道者身上发现的言辞的情感色彩赋予了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并将其视为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不可缺少的因素，如果考虑到罗斯金曾提到他将透纳视为杰出的“传教士”，我的这一猜测就有了更多的理论基础——福音派传教士用情感充沛的言语打动听众，透那用热情洋溢的笔触感动观众。

其三，福音派教徒将对耶稣在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调节作用的经验性、情感性认识视为基督教的本质，认为基督徒只有通过体验基督曾经感觉到的、经历过的东西，才可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宽恕。福音派非常重视教徒对“圣灵”的内心感知，并且这种感知是以虔诚的“信仰”为基础的，所以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福音派认为其情感色彩强烈的信仰的源泉是源自教徒期望获得上帝“救赎”的愿望，从而保证了此类信仰有合理的教义基础，并赋予这种信仰以重要的地位。一些福音派传教士甚至认为，上帝与教徒之间不需要存在任何东西，只需要孩子般的简单的信仰。福音派宗教信仰如此强调被感知到的、富有情感特征的宗教体验，这为罗斯金富有浪漫特征的艺术理论奠定了基础。在第一章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罗斯金将浪漫主义诗歌与绘画结合了起来，赋予绘画以浪漫主义特征，强调情感对于绘画创作的重要性，罗斯金的这一观点与他的宗教经历有密切相关。罗斯金强调人类对艺术、美的经验本身是热情的、高贵的，并将这种体验的源泉归于上帝。这不但使他的艺术理论带有明显的宗教特性，也显示了他的艺术理论的宗教渊源。对于福音派信仰来说，情感色彩强烈的宗教体验是其教义的核心，福音派传教士强调宗教情感的自发性、强烈程度、纯真性，这和浪漫主义理论家的理论主张相同，不过情感的内容、情感对象有所差异——浪漫主义理论家注重的是充满情感的艺术创作，福音派传教士重视充满情感色彩的宗教信仰对于感知上帝的重要性。但两者都重视精神感悟、充满交感色彩的想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罗斯金的艺术思想与其宗教信仰之间有其理论渊源，我们不可切断两者之间的联系，正如罗斯金是一位美学家一样，他同样是一位福音派教徒，同属于其主观认识的艺术思想、宗教信仰必然在罗斯金的身上相互交融，单纯的将罗斯金的艺术思想分离开来，而无视宗教信仰对其艺术思想的影响，将会在理解罗斯金的艺术思想时失于偏颇，从根本上说，也无法得出正确的认识。
注：61 《艺术与宗教》“序言”，N.沃尔斯托夫（美），译者：沈建平等，工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62 《艺术与自由》，（美）H•M•卡伦著，译者：张超金等，工人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页646
63 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公元398年），其巧妙的讽刺财富与权力，博得了克里索斯托“金口”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