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由深圳美术馆、澳门塔石艺文馆共同主办，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协办的“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先后在深圳、澳门两地召开。2003年举办的“首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主题为“共生与互动”，对中国当代艺术与批评20年的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检讨。本届学术主持孙振华和鲁虹把此次论坛的主题定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其目的在于：当代艺术的创作与批评应该具有社会学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强调艺术对社会的介入干预和现实关怀；当代社会学理论成为当代艺术及其批评的重要理论根源；当代艺术的创作和研究需要学习社会学的方法论；改变艺术家、批评家以精英主义者自居，要成为社会公众进行对话的普通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
会议之始，深圳美术馆馆长王小明女士首先为论坛致开幕辞。论坛会议先是由社会学专家举行4个专题报告，接着为主题发言，每人陈述15分钟，最后为自由讨论。本届论坛共有29位专家参加，分别就当代艺术的社会学理解、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以后简称“转向”）的涵义，以及以社会学为方法的当代艺术史和个案研究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关于当代艺术的社会学理解问题，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谈到了艺术发生的动力体系。他认为人有三种欲望，一、满足生理上的舒适；二、追求炫耀、在同行中被承认或寻求伟大；三、追求刺激。温饱问题解决后人类将遭遇精神空虚，要靠游戏来置换物质，如何艺术的生活是满足欲望的重要方式。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于长江认为，社会学把艺术理解成一种制度，一种人文构建的结构。它有一种物质的、非历史的、随着时间变化的属性。它关心的不是艺术的内容，而是艺术的操作方式。他认为没有不带社会学的艺术。艺术社会学化，有从自在到自为的含义，变成有意的、主动的社会学化，形成的艺术的社会学派。南京大学高华教授谈到了对左翼文化批评和反思，他认为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化知识分子特点就是道德的自我迷恋，从理想主义走向民粹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依附性和投机性，也是浅薄的，丧失了传统的独立性。真正的理想主义是在质疑中进行。五四为左翼文化提供了一个反叛性的背景， 42年以后是一种整体性文化。中央美院殷双喜博士认为既然艺术家和批评家不可能将艺术变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那么就可以把社会学当成是艺术的资源或者是方法来巧取豪夺。艺术是一种社会的表意系统，就是以视觉图像和符号系统来表达一种社会的意义信息进行交流。当社会的主流话语系统、意义表达系统发生阻塞、变形的时候，艺术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民意表达系统。
关于“转向” 和“转向”哪里的问题，单世联则认为，一、“转向”就是由对形式的追求转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怀。从艺术家个体追求转向对社会广泛的、普遍问题的关怀。没有完全个人的和社会无关的东西。二、“转向”是对社会不同形态和阶段的表现。艺术家自觉的配合相应社会提出不同的问题，有意识参与、代言社会。三、“转向”的问题是导致艺术形式向内容的转换，个人向群体的转换。文化逐渐产业化，由心灵变成了物质。文化产品垄断了对社会的讨论。高岭博士认为：80年代中，文艺界因为反文革而高扬主体性，90年代初，强调中国符号、中国方式。近十年来，艺术的媒介、材料、题材的范围拓展，呈现了一个“平凡的世界”。“文化研究” 是理论旅行的产物，背后体现的是社会学的话语资源，更符合今天艺术创作的实际，适合用来阐释艺术现象和实践。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尹昌龙指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不能忽略了艺术的公共职责和非营利部分。“转向”源于美术界对主导地位、现实感、责任感的丧失的焦虑。艺术要以“介入的旁观者”进入和介入社会，又永远保持对社会反思和批评的角色。广东美术馆王嘉分析了“转向”的关键词“生产与传播”。艺术生产本质就是社会的生产，生产和消费日趋交叉、错位乃至并行，“消费”发挥出其潜在的支配和操纵力。“传播”是将艺术生产和艺术价值实现相链接。在传播过程中，有影像方言、国际化展事的订做、行为艺术的媚俗、公共话题的个人声音、共机构的影响等现像。兰州的鲁明军认为，毛时代艺术的功能主义体现在被动绝对的服从于意识形态，当下艺术以公共交往为载体，比较主动和自觉。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和社会思潮质素得到了深化，应该从人文品格和主体价值的角度切入公共价值的重建。实现重建的三个方法是公共交往、经验型构和价值重建，主体应立足于现实社会、本土经验、他域关系和个体生命意识的真问题中。四川美院王林教授认为艺术社会学转向即是人文主义向科学主义的交叉。他谈到卢卡奇关于真实性的人道主义观点，针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提出要通过一种主客观能够协调的典型化、形象化的方式来达到人的主体性的完整性，这是非官方的真实。不应该被一种现实和既成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要保持对社会现实、文化的揭示和批判态度。台湾赵孝萱从文学批评的经验来看，认为“转向”的提出反映了人文学科、人文学者在研究方法上面对社会科学界强有力的话语权时的焦虑，但是这种引用、借鉴的冲动往往造成了文艺作品在形势和审美意义上的消解。
更多的发言者是以社会学方法进行当代艺术史或个案研究。中央美院邹跃进博士对“官方艺术”进行了历史梳理，由于大众艺术的具有娱乐力量贴近现实生活，使直接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艺术难有作为。执政党的制度依然需要官方艺术，但其对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建构兴趣不大。官方艺术存在的必要性不是在于艺术上的创造，而是在于表态和仪式化功能。官方艺术理论则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为代表。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运用非介入的研究方法，通过《画刊》这个重要的艺术媒体在1986年和2004年在理论和批评文字中的差异，对比艺术批评在关键词、艺术观念、所关注的问题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印证了艺术向文化的转型，以及美术批评超越具体的艺术现像转向社会生态环境。深圳美术馆研究员鲁虹研究的对像是 “新人类”油画。在题材和叙事上，“新人类”受到了西方反文化的影响，把暴力、商品、泛滥情欲的新潮行为视为传统生活方式仪式反抗。在图像修辞学上利用大众流行图像，利用摄影、电脑、影像和后期制作的虚拟性的机器观看的视角，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系统。南京艺术学院顾丞峰分析了1940年代以来，中国美术中的农民形象从中心到边缘，从画面主体、行为发动者到消极看客的过程，呼吁知识分子艺术家弱势群体的失声的农民，表达他们的诉求。广州美院谭天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美术”这一命名的学理性和合理性。四川大学查常平以邓乐的作品为个案，认为“公共艺术” 是这个城市的社会性的精神生命的承载者，是历史性的文化生命的昭示者。公共艺术家只有对此有深度的理解提炼，作品才可能具有公共性。
台湾学者曾肃良以艺术社会学为基础探讨“性解放”与资本主义和女性主义纠结之后，创作观念表现上的新发展，并推导出未来的性冷感的无性社会。云南大学的管郁达通过对艺术作品中红光亮、高大全与苦难的肉身到身体自觉的转向，再到影像、暴力、色情的身体的历史阶段变化的分析，指出欲望身体的革命性已经转变成为一种新型的商品拜物教。局部的身体解放可能会撼动整体，但也可能走向反面。中国美术馆的徐虹结合肖鲁《对话》作品的署名权之争展开讨论，提出中国当代美术史中的男性话语霸权的问题。澳门艺术家缪鹏飞分析了澳门当代艺术现状，认为不存在大陆的美术思潮波及到澳门的情况，也不存在针对政治制度的批判意识色彩在澳门退化的现象。他建议艺术应该少一点炒作，少一点向强势文化、西方文化靠拢的心态。张颂仁、朱其、吴鸿结合展览策划的具体实施等话题，阐述了相关的论点和思考。这些发言中的不少观点在自由发言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此次论坛打破了过去由艺术批评家自说自话的封闭的方式，通过跟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者之间的相互沟、交流和对话，获得了更加开宽的视野，是对过去已有的知识框架的一次突破，并深入的探讨了“转向”这一主题的理论建构和可发展性。“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会议结束了，但是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与讨论才刚刚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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