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当下，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清晰准确的规范，流于模糊含混。以致仅凭流行于当代的形式、题材或论调等就可具有合法性——大众就是合法、平民就是合法、草根就是合法、边缘就是合法、底层就是合法、反传统就是合法、反西方就是合法、反体制就是合法、反官方就是合法、反市场就是合法……，这其实是认识论上的简单粗暴、价值论上的相对主义和内核的虚无主义——存在即合理，当代即合理；当代之所以合理，只因为它是当代的。

存在仅仅是存在，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的描述性概念，并具有多维度、多层次，其中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如果大众、平民、草根、边缘、底层的某些诉求是庸俗、浅薄、卑鄙、猥琐、淫邪的，为什么赋予它合法性？如果传统、西方、体制、官方、市场有可取乃至经典、深刻之处，为什么不赋予它合法性？

片面、浅薄、狭隘、短视等的凸显，根本原因是缺乏终深层追问，以致内核的茫然或阙无。当下的当代艺术主流取向，即不左右看（观照局部与全局），也不前后看（观照过去与未来），更不上下看（观照宇宙与个人），导致不识大体、目光短浅、缺乏高度与深度。

具体到市场，近年发生的关于当代艺术合法性的争论，其中的重点一环就是当代艺术与市场的紧密联系。但对摆脱官方强制而获得一定自主能力的当代艺术而言，市场至关重要。形成市民社会的最关键因素就是货币化的市场经济，它乃是个体独立、自由的重要条件。反之，自主的艺术也对市民社会的形成和维系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齐美尔说的好：劳动成果可以体现为货币，并用货币来支付，这种特性历来被看作人身自由的一种手段和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从面对官方的全面操控到面对市场，从对个人的情感归属、政治忠诚或创作主题的限制，到面对无名的非个人性的庞大艺术市场，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自主地发展起来。

当然，这一方面使得当代艺术家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另一方面又使得艺术家面临着新的困境，因为他并非全然的自由，而是需要依赖市场的肯定。所以，艺术的自主性和艺术家相对独立的自由职业的形成，使艺术家的社会批判潜能得以激发出来，从而构成了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倾向；但同时，市场化的文化体制对艺术家也造成了某种矛盾的制约和影响，从而构成了审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和暧昧性。

如哈贝马斯所说：市场规律控制着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如果它渗透到作为公众的私人所操纵的领域，那么，批判意识就会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所以，市场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正如，除非寄美好的希望于不可知的浩瀚宇宙之中，否则，做一番细致考量，人类所生存的现实世界里没有至真、至善、至美的事物与人。

所以，格林伯格在关于前卫与媚俗的分析过程中已经指出：文化不可能在没有社会基础和固定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发展。就前卫文化而言，这是由社会统治阶级中的一个精英阶层提供的，前卫文化设想自己被这个社会所抛弃，但又一直通过一条金钱的脐带依附于这个阶级。这是自相矛盾的，但却又是无可奈何的真实，所以，必需正视它们之间的关系，既要看到当代艺术对市场的依赖，正如人不可能离开水和空气在真空中行走。但也要看到作为前卫文化的当代艺术的批判功能，它的文化批判形成了对不合理的种种文化、政治操控的反抗力量，在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这尤为可贵。而且，现在这个精英阶层正在迅速萎缩。因为前卫文化形成了我们现在唯一有生命力的文化，那么不久的将来，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生存就将因此而面临威胁。

所以，就象我们的全然自由的理想与充满限制的现实的关系一般。一方面要看到市场对当代艺术前卫性的软化、消解作用——当代艺术也正是因为需要金钱资助而仍然依附于市场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前卫性，确实在政治强制和经济诱惑中大打折扣。所以，如果没有革命的政治态度的道德援助，当代艺术家不可能有勇气富有进攻性地宣称反抗社会的强势规范。勇气在这种情形下的确是必需的，因为从资本世界向波西米亚的前卫移民，也就意味着从市场移民，对艺术家而言则意味着远离权贵的庇护。显然，这至少意味着要在阁楼里挨饿。但另一方面，也要对当代艺术充满希望与尊重，因为它毕竟具有很强的文化批判功能和真理性因素，只是它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纯度和浓度，就象绝大多数当代艺术家没有逃遁入山林或自杀来自绝于这个时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