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转换与其上下文——王强访谈

杜曦云

访谈时间：2008年6月14日

访谈地点：王强画室

杜曦云（以下简称杜）：你从9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人民币”系列，早期与中期，偏向于对各种符号的挪用、组合、拼贴。近期你依然画钱币，但强调一种绘画语言的本体性，调动观者的感官去体验它。这种变化的内因是什么？

王强（以下简称王）：内因主要是社会问题。早期做货币时，是中国经济转折性变革的时期。和大家一样，我也是社会的一个单体，我用我的办法来分析当时的社会。我在很多作品中把各种货币搅在一起，采用这种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固有的社会受到外来的冲击，钱更具有一种资本的代表性。作品的符号很简单：人民币和外币。人民币代表的一种固有的社会体系，外币代表一种外来资本。

杜：这两者都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

王：对，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集中体现在符号化的人民币或外币上。

杜：为什么你现在开始做非符号性的、有更多体验性在其中的作品呢？

王：这同样也与社会问题的变化有关。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开始有钱，但钱的背后也有很多较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比如人本身的不确定性：目标的丧失，人只为了一种符号而努力。这种符号是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不得而知，但这种符号是重要的，因为这种符号可以给人带来很多物质。所以我后来的绘画主要强调一种体验，拓展绘画的语言，不止是平面的、静止的，画本身并不重要，观看的过程最重要。当你看我所画的钱时，远看很清楚，越走近越模糊。这种不确定性，是自己体验到的，这种心理变化正是现代社会人的一种心理状态。

杜：你早期那种偏符号化的作品，与现在这种强调本体语言的作品，都是根据表达需要来选择的。早期你希望尽可能清晰的来把握社会问题，于是用符号化的语言；现在你想表达的是一种心态：人在孜孜以求一个东西。但一旦把握到了，又感觉好象不是自己内心真正追求的东西，这种似远似近，似有似无，看似把握住但实际又什么也没把握住……于是，你便用“远实近虚”的手法。所选择语言的变化，真正的内因还是为了更准确的表达你的文化观念。

王：你说的基本是我的本意。

杜：近几年来理论界开始反思中国当代绘画的创作方式，他们认为主要症结是符号化的泛滥。这个泛滥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他们认为符号化是对绘画的简单、肤浅化运用，没有凸显本体语言，甚至变成了一种看图识字或者哲学、社会学的插图。你如何看待符号化的绘画？

王：我认为“符号”本身是没有错误的，把图像、符号的作用夸大或缩小都是不现实的。当下，更多的人把符号化加速，这样更典型化或者更明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文化速食的时代，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但艺术史上不都是这样的，比如安迪·沃霍尔时期，是典型的符号化，这是针对上一时期艺术方向而生的符号化。而我们是“符号的符号化”，真正的目的是速成。一个艺术家要把观念传达给观众，用什么样的手段不重要。不要把他的文化目的消除掉而只求表面的符号化。

杜：你怎么来评判在视觉艺术中对符号的运用？

王：我觉得最根本的是观念。艺术家是生产观念、思想的，不是生产符号的。比如生产“耐克”鞋，完全没有提供本质的东西，只留下符号。这是不好的。

杜：如果由于表达观念所需而创造符号，这是一种良性的、自然的手法，但如果没有任何原创思想，把妇孺皆知的道理用符号“图示”出来，就成了一种简单的看图识字或插图。你一再强调自己不是画家，而且是不是艺术家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一个在现场中的思考者。

王：别人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很认同——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是社会的一员，我为社会思考了，我提出问题。用我的思想而非符号来参与社会问题。

杜：你是用多种媒体来进行思考、创作的，绘画只是众多手段之一。那么，你是如何看待绘画的？

王：我对绘画没什么好感，甚至厌倦绘画。我认为绘画很难有新的创造性。绘画本身没什么意思，只是一种手段或工具，用绘画来输出思想才是重要的。

杜：你画的人民币和在旧衣服上画的充满肉欲的身体，关注的是世俗欲望本身的问题？

王：世俗欲望是人的本性，不可避免。我可能是利用这种色情，但我本身和色情是毫无关系的。“色情”这个词在中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是直接的，而中国是含蓄的。我只是利用中国的这种含蓄来讨论人的本性问题。这个衣服里，曾经穿着的是一个“有性的人”，我们不能把性和人分离开来。这些旧衣服里有生命的痕迹，有历史感，有时间的厚度，虽然人去楼空，但精神还在。这是讨论人性的一个作品，我最初有一个想法：把绘画、生活、行为结合在一起。衣服代表生活，平面绘画与立体装置相结合，而且不止简单的挂在墙上，而是有一种流动性——把这件作品置入消费系统去试验，比如进入酒吧，和表演艳舞的人在一起。我更喜欢作一个实验艺术家，这样更有生命力。而不是一个符号艺术家。

杜：你在进行各种艺术实验中，是有一个清晰的系统吗？还是更多时候属于偶发？

王：我作艺术从来不靠灵感，而是很理性的分析，偶发性的东西很少。思想对我是最重要的，我的作品就像一盘散的珠子，虽然样式总是在变化，但里面有根主线始终在贯穿着。

杜：你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

王：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

杜：具体讨论哪方面呢？

王：每个时代都是不同的，主线是随着现场情境的转换而寻找不同的切入点。

杜：你认为在当下艺术家的身份是什么？责任感在哪里？

王：作为一个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讨论这个社会，提出一些问题。只有提出问题社会才会进步。各学科的人共同参与，这个社会才会更好。艺术家就用艺术的方式来说。

杜：你曾谈到，现在很多“当代艺术家”是不配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他们是否先天欠缺？他们是缺乏知识分子的能力储备，还是缺乏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或责任感呢？

王：前者不缺少，后两者都缺少。有很多艺术家的知识背景都很好，但他们对“符号化”更感兴趣。

杜：我觉得有的艺术家是很纯粹的、很严肃的思考某些问题。有些艺术家从事这个行业，则是为了获取世俗意义上的名利。这其实还是一个艺术家的文化责任感和价值观的问题。

王：对。我觉得现在艺术家整体的结构是一个金字塔。你说的这些艺术家也许不受社会重视，也就是世俗意义上的不太成功。但这个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艺术生产的是思想，不能把思想与货币混为一体。

杜：你虽然生活在宋庄，但并没有与世隔绝，而是很关心时局。我感觉你惯于从宏大视角来观照和入手，希望尽可能精准地概括某一时代的某方面状态。

王：这可能与我出生于1960年代有关。我经历了社会、思想、生活方面的很多急剧动荡，也可能恰恰如此，我们才产生了这样的思考方式。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的总体性特点。

杜：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认为与其他领域的专家相比，强项在哪里？

王：艺术家的手段是视觉的，更具备现场感，能更高速的传达信息。

杜：现在是一个文化速食的时代，如果作品本身也过分速食，是不是有缺憾呢？

王：简洁与简单是不同的。我们本身就生活在速成的时代，这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但如果文化也速成，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