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术史的断裂与艺术史学的断层

如果把贾斯帕•约翰斯1955年的《旗》（图一）交给瓦萨里或者温克尔曼，他们会如何对它展开叙述？他们是在那张画中找到一个伟大的视觉规范，还是把那张画叙述为艺术大师们实现某个视觉目标的一个具体阶段？或者我们可以把《旗》摆到沃尔夫林、李格尔这类艺术史家的面前，他们能否从这张画的构图或者约翰斯的随意涂抹的笔触中找到某种风格类型？

对上述的这些艺术史家及他们的艺术史观念与方法来说，约翰斯的《旗》显然是难以把握的，因为《旗》并不是在再现——不管是纹章学意义上的还是视错觉意义上的—— 一面美国国旗，而只是涂画出了（不是描绘了）一面国旗。在这幅画中，约翰斯的构图、造型和笔触都不担负着再现对象的意义，因此它们无法成为一种风格，也够不上一种趣味。因而，由于《旗》并不能被归入再现性绘画，那么，期望通过这张画来叙述某种视觉方式或者建立一个趣味规范也是徒劳的。

我们也可以请弗莱或者格林伯格这些现代主义批评家来评判这幅画。对弗莱来说，《旗》大概会让他不知所措，因为这幅画的形式实际上和生命情感没什么关系，它和任何一面星条旗的视觉形式是一样的，约翰斯显然没有去经营那些色彩和线条；再者，约翰斯在画这面《旗》的时候，因为旗（作为图像的旗，而不是在空中起伏飘扬的某一面旗）本身就是平面的，所以也根本不涉及弗莱经常津津乐道的赋形的问题。对于格林伯格来说，这张画肯定让他痛恨，因为从他的现代主义绘画观去看，这幅画的非错觉再现性与纯粹平面性完全符合他对现代主义绘画的“定义”，但这幅画的媒介与手段的纯粹性并不是为了给审美经验提供一个牢靠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约翰斯对格林伯格开了一个玩笑。

对于现代主义中的审美主义来说，约翰斯的《旗》显然不是一个有审美价值的审美对象，因而任何形式的形式分析在这幅画上都找寻不到门径，以至于格林伯格会把它归于“次货”一类，也就是说拒绝承认《旗》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这显然是在回避问题了。

最后，我们还可以让帕诺夫斯基来对这幅画展开图像学研究，但我相信帕诺夫斯基在这里只能到达图像志的阶段，也就是说，只能描述出这张画的内容是一面美国国旗，再往下一步尝试着上升到图像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美国国旗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根本用不着费力去阐释，而且对约翰斯的作品来说，这样的阐释是不得要领的。同样，符号学的分析对这张画也毫无意义，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一面作为能指的美国国旗背后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所指（甚至可以联系上这幅画创作时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背景），但这样的阐释对于这幅画是多余的，因为它和图像学分析一样都没有把这幅《旗》与其他的（比如当时的美国援助物品包装上的）美国国旗相区别，但是约翰斯对美国国旗的使用却有着不同于意识形态象征的动机。

上述诸多艺术史观念与方法失效的原因在于艺术史本身的断裂，即约翰斯的《旗》所代表的是另一种质态和形态的艺术，因而它无法用既定的艺术史学去分析、阐释，及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史学本身出现了断层。

二、贾斯帕•约翰斯的意义

对于为何画美国国旗，以及靶子、美国地图、一系列数字等常见的图像，约翰斯有他自己的用意。在爱德华•卢西•史密斯看来，“他之所以选择平凡的图像，就是因为这种图像不会再产生任何能量了”。 也就是说，这些图像因为太常见而失去了辉光（Aura），这样它们就不再蕴涵任何具有膜拜价值的象征意义，也不会带来审美感触。约翰斯把这些图像只是当作图像来使用，而不是审美对象或意义符号。

因此，在其出发点上，约翰斯的作品就是对任何形式的语义阐释与形式分析免疫的，或者说，约翰斯的着力点并不在于图像含义与形式意味。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绘画是没有内容的，不管是情节性的、再现性的、审美性的内容。甚至它们也没有符号性的内容。以《旗》为例，《旗》是一幅绘画，但同时也是一面国旗，如果我们把这幅画作为能指的话，那么它的所指也就是这幅画，也即是说，《旗》不存在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没有能指与所指之分就没有语言性，因此，《旗》就不构成一个符号。
把约翰斯的《旗》与马格利特的《图像的背叛》（图二）作一番比较更能说清楚这个问题。在《图像的背叛》中，那只著名的烟斗是对“烟斗”这个词语的背叛，但其语境却是烟斗的图像能够代表烟斗的概念，否则马格利特的玩笑就是无效的。因此，马格利特还是把烟斗的图像当作一个符号来运用的，只不过他强调的是对图像与语言之间约定关系的怀疑。马格利特把绘画作为思想的视觉表达，在他看来，他的绘画视觉化了不可视的思想。 《图像的背叛》中的烟斗图像是烟斗实物的符号，这幅画本身也是作者思想的表达，但在约翰斯的《旗》这里一切都大不一样。《旗》中的美国国旗并不是作为一个符号被使用的，那幅画本身就是一面旗，画中并不存在国旗图像指涉着国旗实物的情况。约翰斯也并不想用这幅画去表达他的思想，他给这幅画起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名字“旗”，这与马格利特处心积虑地用“图像的背叛”去暗示思想是多么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