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以前的一篇策展文章，当时是针对“社会学转向”的，因为这句口号的背后尽是些庸俗社会学的东西。巧的是，被我批评的人正好来看了展览，也读了这篇文章，但他们没有吭声，王南溟批评他们，他们也不吭声，因此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根本看不懂，根本无法理解我们谈论的东西。

有时候，我为艺术圈感到羞耻……

“遭喻”现实


一

庸俗社会学认为艺术都是反映了以往时代的内容，因此它要求艺术应该去反映当下时代的内容。但其要求的前提是不能成立的：正是因为艺术参与命名了某个时代，所以艺术才被认为是反映了那个时代。

所谓的现实总是未被发现的无名之物，只有当它因被命名而被发现之后，它才获得了意义，现实才得以成为社会、历史的现实。纯粹的现实就像是沙堆，在经过意识的网筛之前，所有的沙子都是相互隐藏的，而当它们被意识过滤了之后，某一些沙子才开始从别的沙子中浮现出来，经过这个过程，现实才转化为命题。

文化，或狭义地说，思想一直在把纯然的现实转化为各种社会的命题，而所谓的社会内容就是这些命题。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社会内容就应该是艺术的内容，那就是在把艺术置于文化思想的奴仆的地位，这与把艺术当作宗教、权力的奴仆来使唤没有什么根本差异。

然而庸俗社会学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艺术从来都是文化，也要求自己是思想中的一部份；它一直参与着，也自我要求去自觉参与对现实的命名。因此，我们看到的庸俗社会学大都是理论跟屁虫，他们从别的学科理论那里借来各种命题，然后把它们强加到艺术的头上，并妄称戴上了这些帽子之后，艺术就是在关注社会了。这就是所谓“社会学转向”的庸俗，其信徒及不遗余力的实行者在这里就没有必要提及了。

二

这个展览就是为了反对那种打着“社会学”旗号的贫乏、浅薄与庸俗。但拒绝庸俗社会学并不等于拒绝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艺术的历史价值正在于它与社会发生了关系，不是像镜子那样反映了某种现实，而是如一盏探照灯照见了那未曾彰显的现实，并赋予其意义。这即是一种命名，但并不是对现实的一种符合，而是一种喻说。

本次展览的主题就建立在艺术的喻说性上。喻的本质是拿一物指代另一物，并在这喻指过程中构造出新的含义。实际上，文化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本质就是喻，然而，既定的文化总是作为一种既定的话语压制着他者的喻说权利，并把既定的喻说自然化为“客观的”现实，以掩盖现实作为喻体的本质。在这里，艺术的意义就在于使被喻说的现实，或喻说中的现实再次遭到喻说。在这个再次喻说的过程中，现实从喻体转换为了本体。

当我们说，“历史仿佛是火车”，是为了把“火车”的属性灌注到“历史”的属性中，在这里，火车的属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不外乎是“滚滚向前、势不可挡、碾碎一切”等等，喻体的属性被假定为是客观现实的，再通过喻指而被灌注到了本体之中。

但这所谓的客观的现实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在把喻体转换为本体之后，喻体的所谓现实属性将被修改。当我们说，“历史仿佛是火车，发霉般的生锈”，火车的属性成为了本体，成了有待喻说的之物，它不再是既定的，而成了不确定的。

三

艺术要以这种再次喻说的方式质疑那些看起来是现实的现实喻体，在这个意义上现实总是一种在艺术中“遭喻”的现实，作为本体的现实在这种喻说中再次成为了不确定的事物，成为了艺术的源泉，而不再仅仅是客体或对象。

如果艺术要在真正意义上与社会建立联系的话，面对一种不确定的现实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现实不是由其他的学科已经提供的，不是被拿来关怀以标榜所谓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它只能是一种难以为既定的命题所描述的现实。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描述这种现实的艺术，才够得上是一种与社会发生着关系的艺术。

我们如何向别人描述一件他从未见过的事物？我们会说，那个东西的某一方面像……一样，而另外一点则像……一样，总之我们需要喻说，需要用双方都见过的东西来喻指那个事物。虽然那个事物却永远不会等于它的喻体，但我们只有用这种喻说的方式才能交流。

如果我们所说的现实就是一种我们都未曾见过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