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MO有着它的双重身份，一是一类照相机，二是一种摄影美学。作为一种照相机，它最初是前苏联列宁格勒光学机械联盟（Leningradskoye Optiko Mechanichesckoye Obyedinenie）在1982年设计的一种小型自动相机LC-A，其设计参考原型是日本的傻瓜机Cosina CX-2，是其设计目的只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人民不断发展的摄影物质文化需要，而直到1991年五月它在布拉格的一家旧货店被两位维也纳的艺术青年发现时，这种相机也只是曾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销售，而且当时已经停产。
然而，那两个西方学生发掘出了这款老掉牙相机的美学价值，开始使人们以“艺术的”的眼光看待它。这种相机的容易对焦不准、模糊不清的缺点也开始被当作了一种个性而得到褒扬。在这之后，LOMO传遍了全球，生成了它的第二种身份，即一种摄影美学。接着，循着这种美学，新型的LOMO相机不断地被设计出来，直到今年4月底还有新款上市，而据说最新型LOMO相机正在开发中。简言之，最初有人发现了的LOMO相机LC-A的美学价值，随后这种相机开始流行，并形成了一种摄影美学，最后摄影美学本身反过来影响了相机的设计，使更多型号的LOMO相机被设计制造出来——这就是LOMO的双重身份的历史。
LOMO摄影美学很简单，在LOMO产品手册上，在LOMO协会及分会的网站上，在LOMO迷们的博客上，它们随处可见，总共只有十条，被称为LOMO摄影十大黄金守则。总体来看，LOMO美学强调的是拍摄的随即性、拍摄效果的偶然性，以及摄影艺术的民主化（虽然这一点并未明确地出现在十大金条中，但它却是整个LOMO摄影美学的基础）。
从摄影史来看，LOMO摄影美学所强调的随即性是对堪迪派与快拍美学的翻版，因此我们可以说它缺乏新意，但LOMO美学的根本缺陷并不是此，而是它阉割了摄影最根本的能力——记录有意义的真实。
如果说摄影是人类视觉文化史，特别是视觉方式史的一部分，那么在这部历史中,摄影的出现是决定性的，因为摄影的出现，人们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建立的视觉观念和理想才被真正地实现了，也就是说，摄影是欧洲古典视觉理念的产物，及对这一理念的继承。古典视觉理念可概括为：观看的本质是视觉认识，方式是从空间中的某一点观看时间中的某一瞬间，而观看的价值在于呈现出那一视点上的真实，及认识到这一瞬间中的意义。因此，我们能够发现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与莱辛的“包孕性顷刻”具有最深处的一致，不仅是因为它们都定位于时间中的一刻，更在于它们都强调了那一刻对意义的呈现与蕴涵。而快拍美学的价值也在于它强调对那稍纵即逝的片刻的迅速捕捉，并以此来记述真实——无论是社会意义上的还是情感意义上的。
但在LOMO摄影美学中，是否有意义、是否真实这一类问题被弃置了。LOMO十大守则开篇第一、二条就强调了拍摄的随即性，但没有一条涉及到为什么要去随时随地地使用相机；强调了“要快”（第七条），但却是在“不要思考”（第六条）的基础上的。总之LOMO摄影美学阉割了拍摄的动机和目的，乃至结果，因此，“不用事先知道拍出了什么”（第八条），甚至 “事后也不用”（第九条）。LOMO摄影美学把摄影变成了孤伶伶的拍摄动作，而在这种美学下的拍摄所获得的只能是一些个人生活的影像碎片，就像我们经常见到的LOMO摄影作品那样，更多的时候它们只能是个人的视觉日记。
可作为视觉日记，LOMO却是先天不足的。真正意义上的视觉日记式的摄影是“一种记录和理解我自己的个人生活和那些我接触的私密生活的工具”（南•戈尔丁）。但LC-A之后的LOMO相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记录现实影像的照相机，它们的结构设计不是为了记录真实，相反是为了更改真实，或者说是为了记录更改后的真实。换句话说，LOMO不是用来记录和理解生活的工具，而是用来给庸常生活化妆的工具，人们用LOMO相机的特殊结构去获得的特殊效果的生活影像，以此来获得一种虚夸镜像的虚假满足。在这种情形下，LOMO摄影所提供的只能是一种符号价值，LOMO美学也只能是一种文化符号，它标示着与一般大众的摄影口味的不同，而且只能标示出一种姿态的差异而已。
LOMO摄影十大守则刻意与一般的大众摄影守则，如柯达的“获得精美照片的十佳技巧”针锋相对。后者认为应该“从眼睛水平高度拍摄”，前者偏要“从屁股那边拍”，后者强调要“锁定焦点”，前者则认同虚焦模糊。但是这种刻意的逆反并没有触及到更深的层面，因此LOMO摄影提供给人们的依然是大众假日快照中的节庆美学（festive aesthetic）,依然只是在提供一种仪式化，以让人们获得某种社会身份的象征。
稍微不同的是，LOMO摄影所象征的不再是中产阶级大众，而是另类时尚青年。于是，为了区别于中产阶级大众摄影，LOMO把先锋、实验摄影的观念与趣味吸纳了进来，比如强调拍摄的随意、拍摄的无意义性，以及制造各种暗房实验中才能出现的照片效果，在这一点上，LOMO摄影美学与LOMO相机达成了共谋。
在LOMO摄影那里，布拉加里亚的运动摄影、柯特兹的镜头实验纷纷被变成了某一款相机的“特殊”功能，变成了“只需轻轻一按” 快门就能轻松实现的杂耍，甚至南•戈尔丁摄影中的酒吧灯光色彩也被当作了一种另类符号——LOMO相机的彩色闪光灯可以很容易制造出类似的灯红酒绿的效果。除了这些，LOMO相机还把一些特殊条件与特殊目的下所需的相机结构与镜头“挪用”到日常摄影中来，设计成间谍机、水下机、鱼眼镜头机，以期获得照片的惊异效果。说到底一切都是为了设计出与众不同的照片，这些照片能给它们的拍摄者们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幻觉。
不仅是LOMO美学与LOMO相机合谋拍出来的照片，而且LOMO相机本身也成了一种符号价值。当四月底LOMO协会宣布LC-A已经再次停产后，全球不知有多少LOMO迷们在为这款“散发着浓郁苏联气息”的相机物件感到惋惜。对他们来说，拥有了这款相机能标示出他们与一般LOMO迷的不同，同样，拥有LOMO相机就标示了他们与一般大众的不同。基于这些心理，LOMO协会特意在宣传上强调LOMO相机的传奇经历，以及如阿拉法特、卡斯特罗、达赖喇嘛等国际名人都拥有LOMO相机的事实，当然荒木经惟、王家卫等等文化名人也没有被放过——这些宣传不外乎是为了让LOMO罩上一层光环。
这些当然都是一种虚假意识，特别是当LOMO实际上是一种需要购买的批量生产的商品的时候。当然，人们购买的不仅仅是相机，而是一种生活美学，以及这种生活美学背后的社会身份。现任LOMO协会总裁沃尔夫冈•斯特拉瑟——即那两个发现LOMO的学生中的一个——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你不是买这项技术，而是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LOMO摄影美学，而它的基准点是降低摄影艺术的难度，即所谓的摄影艺术的民主化。
LOMO相机也是如此。如果说小型自动相机（傻瓜机）的出现是为了降低摄影在技术上的难度，那么LOMO相机则是为了降低摄影在艺术上的难度，起码从目前的LOMO美学来看是如此。LOMO相机让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拍出一些“个性”的照片，能够不费力气地享受到对自己的“创造性”的欣赏。虽然那些“个性”是在流水线上早就定制好了的，但人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安全的“个性”，这正是LOMO能够流行的理由。
LOMO摄影美学所宣扬的随便拍——十大守则中的最后一条“别管什么守则”——根本就是一个幌子。这不仅是因为把反规则作为规则本身就是虚假的，而且更关键的是，作为LOMO美学搭售物的LOMO相机根本没有提供随便拍的机会，LC-A之后的任何一款LOMO相机都只能拍出一种效果，或者只适合在一种情况下使用。如果非得说随便拍的话，那么只能是拍摄者随便选择拍摄对象，这一点似乎有它的意义，但是一方面这种摄影观念早已不是新鲜玩意，另一方面，用LOMO相机随便拍出来的东西总是只有一种外表，正如前文所说的，这种“随便拍”根本无法抓住本来随便拍应该抓住的真实。因此，LOMO相机的随便拍只能是让人们的生活看起来五光十色、多彩多姿、因与众不同而酷一点。
说到底，LOMO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代的典型产物，即把审美当作一种符号价值而标上价格的时代的商品。因此，所谓摄影的民主化在LOMO这里只能是摄影的卡拉OK化，其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过过当先锋摄影家的瘾。因此LOMO摄影最好被视为一种时尚的娱乐活动，而LOMO相机则总是被当作为这种娱乐活动的工具，即一种娱乐机器——玩具。

鲍栋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