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不是表扬，也不是批斗，批评首先是辨析（辨析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消灭那些唬人的说法和标榜），先有辨析，才能判断。可是在响叮当先生看来，我的《卡通了又能怎样》“一棍子打死……整整一代年轻艺术家”，于是他要“大棒子当头打过去”。在很多人看来批评只是捧、杀之事，很显然，响叮当就是其中一个，因此他只能读出我在上文中的判断，而没能注意到，或故意忽略了我的辨析。但是我并不打算大棒子直接再打回去，批评不是相互打架，我只打算先辨析再判断，因此首先要明确我们在谈论的问题，然后再解答响叮当先生的一些疑惑，最后再回敬他几棒子。

在我的上文中，我区分了新卡通与老卡通，然后在整体上把他们称为“打着当代艺术旗号”的卡通区别于“原生”卡通。很显然，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表明了对那些并没有打着当代艺术旗号的“原生”卡通的尊重。所谓“原生”卡通，指的是那些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青年文化中传播的卡通文化，它们并不试图挤入当代艺术史仅此一点它们就应当获得尊重。我对“原生”卡通既不热爱也不反感，“原生”卡通文化虽然并不构成我的精神食粮，但毕竟构成了我这一代人的视听读玩背景之一，可是必须提醒的是生长在卡通文化中并不意味着就注定成为老卡通们所说的卡通一代，反正我不是新人类、新新人类，或者后人类。

实际上，我在上文中重点论述了新卡通与老卡通的区别，在这里我继续明确一下我的态度，即新卡通与老卡通的区别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艺术发生方式的不同。老卡通是中国90年代观念艺术的一部分，这从广州卡通一代有大量的装置、行为与图片作品的事实上就能找到依据，更关键的是，老卡通们是针对着卡通文化问题的，卡通文化对他们来说是文化资源。但是对于新卡通来说，卡通文化只是一种视觉无意识，因而构不成自觉的文化资源概念，他们只是把原本应该在纸上或软件上绘制的卡通画在了画布上了而已。因此新卡通一代并不属于观念艺术，他们更接近“原生”卡通，只是他们目前还无法与“原生”卡通竞争，这一点，只需比较他们的作品与几米漫画的影响大小就可以了。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响叮当非要把两代卡通扯到一起，并且用这样的方式为新卡通辩护：“在新卡通一代代表艺术家中，像朱海的作品表现了后人类变异的特征，熊宇表现了虚拟电子游戏的卡通一代迷茫的状态，沈娜幽默的表现了卡通式的同性恋问题，熊莉钧表现了新新人类的泡泡生存状态。”

暂且不论这段话的对错，这段话的句式“XX表现了XX”暴露了一种依然十分普遍的艺术观，即庸俗社会学的艺术观念。这种论调四处可见，当大众媒体采访一个艺术家时往往会问到“你的作品表现了什么？”，然后艺术家就会胡诌几句聊以应付。然而，竟然，响叮当先生郑重其事地把这个句式连续用了那么多次。我在上文中突出了对“一种肤浅的决定论加反映论”的反感，在我看来当代艺术不应该是对社会、文化的反映，而应当是对社会、文化的反应，它是一种介入性力量，而不是社会文化外观的复制机器。在此，不仅要批判老卡通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更要批判所有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因为阻碍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与现代艺术深化下去的观念之一就是庸俗社会学思维。从文化部的行为艺术禁令，到所谓关于新人类的报告，它们的论调都是这样的：什么样的时代就要对应着什么样的艺术，因此社会主义时代就道对应着社会主义艺术，而卡通时代就要对应着卡通一代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实际上禁不起稍微的推敲有意思的是老卡通们的领军人物黄一翰先生并非卡通时代的新人类，甚至，他曾经浸淫在传统艺术中，但是却是他提出了要为新人类搞卡通一代的艺术。不过，这个例子却可以说明当代艺术不是被动地反映时代，也说明黄一翰是有主体自觉性的，他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

但是黄及老卡通们的价值却不应被估的过高。他们虽然在谈文化问题，谈针对与批判，但是他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只是停留在提出问题的层次上，并且也只是跟在艳俗艺术的思维之后，把暴发户的俗文化替换成新人类的俗文化而已。我之所以在上文中说他们是“粗糙的投机”，就是上面的意思，他们的投机方式都是那么浅薄，让人一眼看穿。

对于老卡通们的艺术史判断，吕彭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早就作出了：“广州〈卡通一代〉也是艳俗艺术中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利用商品的现成性来以媒体的方式传递思想的做法仅仅表明一种方便的策略，表达了对消费社会的不愉快的看法而不提升到意识形态和制度环境的高度，这是艳俗艺术的典型做法。至于‘卡通一代’，它只是在广州这个商业化很发达的城市里的一些艺术家的现成品表现策略，而其中对消费社会的评价是微弱和无关紧要的。”（见该书227-228页）艺术史会给老卡通一代一个恰当的位置，不过肯定不是响叮当吹嘘的“断裂性的、里程碑式的影响”。

但是有人竟然还在大言不惭地说：“经过十年的努力探索，我们用大量的关于卡通、电子、虚拟、后人类的作品和观念，影响了中国现代的艺术的进程”。更让人为他感到羞耻的是，他又接着说老卡通一代：“使中国现代艺术从政治波普、和新生代痞子风摆脱出来，进入到新世纪的卡通、电子、商业主义、后人类文化中，到目前出现的“新卡通一代”，这些成果就是卡通一代对中国现代艺术扩张的影响”。难道新卡通是在老卡通影响下出现的？

可是新卡通在一开始就是和老卡通们无关的，新卡通的出现是卡通文化越来越流行的结果，是卡通文化成为了一种视觉上的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卡通文化为什么会流行呢？是老卡通所谓成功登陆后的结果吗？谁都是知道，那是跨国文化产业进入中国的结果，可不要说卡通文化是老卡通们“坚定不移地推广”的。同样，超女的“胜利”实际上娱乐产业的胜利，可不要自欺地认为是“新卡通一代们的胜利”。超女一代难道是广州的当代艺术中的卡通一代所塑造出来的？

在上文及此文中，我之所以要区分老卡通、新卡通及“原生”卡通就是要防止弱智或装作弱智的人搞不清或故意混淆这些概念的界限。如果非要混淆打着当代艺术旗号的新老卡通与“原生”卡通的界限话，那么首先让我们把他们的作品与几米的漫画、宫崎骏的动画、暴雪的魔兽等诸多连我都眼熟能详的作品放到一起，看看新人类、新新人类、后人类、后新人类们喜欢谁，又知道谁？

在响叮当的文章中，作者以自以为是的口气断言“卡通了，世界就是这样，艺术也就是这样”，可是我还是不解，这样了又怎么样了呢？成功了？出名了？卖钱了？

由于他混淆了老卡通、新卡通及“原生”卡通的概念，使得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卡通了又能怎样？”作出了不对马嘴的回答。我的问题是在当代艺术圈的语境中提出来的，如果在这个语境之外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当代艺术卡通了又能怎么样。对此，我的回答已经很清楚了：当代艺术卡通了并不能怎么样。如果在当代艺术圈的语境之外提出“卡通了又能怎么样”的问题，那就是在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青年文化中的卡通文化的提问，就现状而言，这个提问只能这样来理解，因为没有几个大众知道咱们当代艺术中的新老卡通，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卡通就是我称之为的“原生”卡通的卡通文化。

但是响叮当式的洋洋自得却根本没思考过这个简单的语境问题，他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边角料位置，他竟然以为中国当代艺术除了新生代、波普、艳俗之外就剩他卡通一代这一枝独秀了。当然我们理解了他的庸俗社会学的大脑，也就理解了他可怜的判断力。然而中国当代艺术却早已不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艺术了，在90年代除了新生代、波普、艳俗之外，比广州卡通一代更重要的现象和概念多的无法在这篇短文里例举，只是它们因离庸俗社会学较远，而难以被庸俗社会学的大脑把握而已。

甚至那种庸俗社会学的大脑连新卡通都把握不了。在他眼里，朱海的画竟然成了“表现了后人类变异的特征”，他还真的把朱海的画看成了是反映后人类时代的艺术了，那么在响叮当的大脑中，达利的《内战的征兆》是不是表现了前人类的变异呢，抑或是达利已经提前进入了后人类时代？

实际上，再怎么无边地阐释“新卡通”的概念，朱海都不是所谓新卡通一代的一员，他甚至连和卡通有关的展览都没参加过。而“新卡通”也只是一个在艺术市场上姑且一用的概念，禁不起丝毫的学术考量。我在上文中说新卡通是一个在商业逻辑下鼓噪出来的艺术投资新概念，并强调了在这个概念下，很多被称为新卡通的艺术家都遭受了不恰当的解读，他们中大部分人真正的特性与价值都不在于卡通不卡通，甚至有时，他们的商业价值也不在于卡通有着最为典型的卡通风格的高被拍的最高的一张画竟然是《长在红旗下》这样一幅最接近政治波普的作品。

新卡通这个概念毫无价值，但并不意味着很多被称为新卡通一代的艺术家就毫无价值，恰恰相反，用“新卡通一代”这样一个虚假概念去命名他们就真的使他们毫无价值了。

话语是有扩张性的。“新卡通”话语的扩张已经带来了一种平庸的无聊，视觉上越来越单薄，更多的往卡通上靠的人只是在卡通文化的视觉肤表上寻找某种样式，而越来越意识不到艺术从来不是仅仅停留在视觉肤表上的事情。

对于“新卡通”这种恶性肿瘤似的话语，当然要一棍子打死，它不仅自身毫无价值，而且更会破坏许多正在成长的细胞，阻碍中国当代艺术的更多的有价值的可能性的发展。

以上所言，很多人都心知肚明，我只是遵循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古训把以上常识说出来了而已。但是，对于响叮当先生的令人担心的理解力，还是有必要给他一个中心思想，让他不至于再问出一些奇怪的问题来。

一、 广州卡通一代、新卡通一代不是一回事儿，响叮当不要再自作多情地以为自己影响了别人了。
二、 当代艺术中的卡通，包括广州卡通一代、新卡通一代，与大众、流行、青年文化中的卡通不是一回事儿，响先生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所有卡通们的代言人。
三、 在《卡通了，世界是就这样》一文中，响叮当在假道伐虢。
四、 响叮当先生还是在老卡通的位置上卡通到底吧，展览再多点，书再厚点，或许，以后的艺术史会给他们多写上几个字。

2005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