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为什么将展览题目选做“急促的话语”？

沈：在我这些年的作品中时不时地出现有关对话的点题：拒绝对话、激烈的对话、语无伦次的对话、白费口舌的对话。我喜欢一种有立场的表达，当我们陈述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时语言容易变的急促。正如这个展览其中的一件作品题目：“急促的话语”，当“舌头”都冲出时如一场辩论会。因为此展览的三件作品都与对话有关，所以便再次取用了这个题目作为展览的题目。

新：您如何理解“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文化有各自的系统，那么从您的经历来说，您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是否能够对话，在什么基础上能够实现对话？对于海外生活的艺术家是否想要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您是否会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西方人了？

沈：我在西班牙曾做过一个作品“桥”，正是对这方面问题的思考和隐喻：这个“桥”由中国的青白花瓶和阿拉伯的青白瓷砖构成，相同的颜色可以看到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另外这件作品展示在一个赛马场的附近，我 也借用了赛马场障碍物的形，它既是“桥”也是障碍物一个不可通过的桥。文化和语言是为沟通而产生的，但同时又成为阻隔的根源。
新：做这个展览之前，您是否已经有了一个“主题”，然后您针对这样一个主题，将作品作为对这个主题的回答，是这样吗？

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点像命题创作，内容先行，形式跟上。但我想“点题”对艺术家而言只是他平常兴趣和思考的几个点。在某一天通过一种形式而转化出来，产出这个形式的念头，从时间到地点都不是在控制下的，也就是说总是突然你有了这个想法，它可能是长期思考的一个出口点，也可能是身边某一事物所激发的。一次一个记者对我说：“你先有了题目：‘急促的话语’然后做了吹发器的作品去表达它很准确。”我说：“你是从事文字的，所以文字先行。我是艺术家，所以先有作品，其次是题目，之后才是解释。”是别人看了我的作品后帮我理出一条线来，并用几个概念去限定它。我不得不警惕他们给我划定圈，希望重新回到有知且无知的状态下继续工作。

新：今天的“舌头”是对各种声音的反抗吗？

沈：是“反抗”和被“反抗”的噪音。

新：谈谈您对头发的感受？

沈：头发是依附在身体上的又一个生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被象征为生命，但它是个延长的生命，当身体这个生命死亡之时，头发还会转换身体的能量，使自己继续生长，这是有点神奇的，让我想到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应该也有点这样。

新：如何理解郭晓彦对您的说法“邀请观众体验偏离主题，失去意义和意思转变后的《急促的话语》。

沈：这个解释不错。观众偏离点题的阅读，其实是个再生长，有时对艺术家反倒是个启发。对于别人要求我解释作品，但事后总感到沮丧，解释是对作品的硬化。可能使它不再具有可能性。《急促的话语》正是在“说”，而又让言语失去意义。
新：能谈谈您对西方当下艺术的理解吗？

沈：西方艺术形态的发展是线形的，一个新的形式的产生是建立在对旧形式的否定上，正象他们晚餐的方式一道菜推走另一道。在绘画上找不到出路的艺术家从事装置，在装置上没有才能便拍照片，在照片上无点子，就做录像，路走到尽头总得拐弯。当前的状态是一个艺术家既做装置，也画画，还拍照片，又能拍录像，不再有派别，像一块打碎的玻璃每小块都发光却拎不起来。

新：谈谈国外艺术家的大致情况，他们是否如人所说，会在对艺术发展的学术史的基础上建立自己艺术的定位，还是他们不怎么关心艺术史的发展，只是个做个的呢？

沈：西方文化的特征在于是一种体系性的，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的产生建立在与旧的不同或对旧的否定上，而不同于中国的哲学家是一种智者的“圣人之言”。在艺术上则是流派，一个流派推翻另一个，这样可避免重复他人且寻求创新。但另一个弊端是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形式，有了个“定位”便不愿再“移位”。不关心艺术史是不可能的，对艺术史的了解目的只在于不再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否则就劳而无功。

新：到目前为止，您认为自己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是否有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哪类问题？

沈：那可能就是你自身的局限，但它也是你工作时的魅力所在，每次都试图冲破一点，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