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需赞歌，小事永放光芒。正如一句玩笑话所说：“大事我作主，小事老婆作主，但我家没什么大事。”——大事国家作主，小事个人作主；对个人而言，人生无大事。
　　
　　“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1983年，费正清对《美国与中国》一书修订了第四个版本，他对中国的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洞见，他意识到：“我们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
　　
　　“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这位中国观察家对此深信不疑。
　　

　　历史无需赞歌
　　
　　四联理发店仍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屹立着，这个上世纪50年代由周总理安排、从上海迁来四家最好的理发店组成的“四联理发店”在1978年的秋天重新开张，30年来，它从北京最时尚的理发店变为最复古的理发店。它目睹了时代风气变化中发型的转变，男人们从一式的分头，到费翔式的波浪头，再到郭富城式的分头，老板式的寸头，染黄的发梢，还有那些宣称“音乐是自己的，头发是自己的”摇滚音乐家们所留的长发。女人们的头发也从麻花辫子、稀刘海、齐耳短发变得丰富而多彩，受日本电视剧和港台风的影响，美发店里的招贴海报上越来越多新的选择，美女的大头照带给人们更多的愉悦。

　　时至今日，关于头发的故事愈演愈烈，女人们把头发弄碎，又把它们一根一根接上；把头发烫后，再把它们全部弄直；把头发染了，却戴上假发出席宴会。

　　理发的价格也从当年的块儿八毛，到现在的百儿八十，千儿八百的也大有人做。再也没有人敢随便揪着你的头发了，即便你们是夫妻。头发的权利在成倍的增长，女性主义者的头发也在越来越短。现在，脸盆就是用来洗脸，而不用承担洗头的任务。在大街上，有许多店铺在做这种生意。

　　人们用四个字纪念和重申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改革开放”。1978—2008年，经济学成为显学，那个当年参加莫干山经济学人会议的年轻人张维迎，如今已是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而在50高龄半路“出家”研究经济的茅于轼如今已近80岁了，他实验的山西小额扶贫贷款和北京富平保姆学校，志在使农民摆脱贫困和能更好地融入城市。他坚持认为分散决策、自由市场、农民进城是中国通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改革意味着“公平”，而开放意味着“效率”。人们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大解放，90年代的投奔商业社会之后，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并没有停止反思，在公平与效率的争论之间摆荡，人们甚至认为，最好的知识分子、最杰出的大脑都投身到经世济用的中国富强之路上来了。

　　毋庸置疑，一个全球化的格局来临，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是孤立而单一的，如果没有澳大利亚大使馆对中国政府的提醒，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将不会得到最终的解决，内政和外交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没错，这个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是“蝴蝶效应”而不是美国总统统治全球。

　　谁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受益人？答案是那些勇于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在历史的玄机中左右突围，最终不仅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人们既参与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凌志军将之概括为“中国的新革命”，他以中关村为题，详解了在政治与市场的夹缝中拼杀并最终主流化的中国新经济。那些有所作为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实干家们审时度势，在日常的小事里，每天都在改写历史。

　　
　　小事永放光芒
　　
　茅于轼在生活中发现，中国的乞丐不是讨“饭”，而是讨“钱”，这相比很多国家的乞丐而言，中国的乞丐更体面。余华在小说《兄弟》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时间压缩机赋予中国一个庞大的胃口来消化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一切价值也都在被重估，你甚至来不及为拆掉的胡同和四合院忧伤或扼腕叹息，就已经在物华天宝的Shopping Mall中感到愉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