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天前，《南方都市报》读书版的钟刚做了一个采访，全文太长，转几个核心问题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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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回到常识，有时会不会把问题简单化，很多人往往认为现实是有复杂性的？
　　
连岳：常识都是简单的，没有复杂的常识，所以问答专栏的存在基础就是需要跟一个具体的人对话，它只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并希望对旁观者提供一种思维储备，它不应该追求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解决任何现实问题，都不必用“复杂的现实”作为目的，只能回归点对点的接触，华佗也要为某个病人把脉，孟姜女哭倒长城，她的眼泪也是一颗一颗冒出来的；再举个庄重一点的例子，曼德拉只不过一天一天累计刑期，如此把“问题简单化”，却解决了南非近乎无解的种族隔离与种族宽容。
　　
“复杂的现实”，这是最常见的偷懒思维，它支撑了对偏见的屈服，对个性的打压，它使你的无力感泛滥，它甚至能变种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阴谋论”，压垮潜在的改革者。让现实去复杂，我们自己单纯。改变自己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能做的。我极度厌恶有人摇摇头叹息：“现实是复杂的……”，这种人去恋爱，结果就是“恋恨”；这种人去写文章，就会变成怯懦的文匠；这种人就算有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名头，也会指望权力的垂青；这种人就算手捧《福音书》或者《华严经》，渴望的，也不过是对他人的控制。常识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就像道德只宜律己一样。不能打老婆是常识，跟世界怎么复杂无关吧？一个人光顾色情业，得知道用安全套能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也能保护他人，这也是常识，而他却是复杂世界的一部分。

南方都市报：无论在时评专栏还是在情感专栏中，你的文字都有一种机智和趣味，在写作中对有趣性的注重，王小波、罗素对你的影响更大，还是你在媒体的供职经历使你对传播效应更为重视有关系？
　　
连岳：罗素与王小波，都是机智而有趣的人，文字能力也高过常人，罗素一生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量惊人的文章，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媒体人，因为他没有“专业文学大师”小说诗歌之类的“重大文本追求”，反而着力于让读者更容易接受与理解他的观点。我供职过媒体，知道罗素这点其实是媒体传播的核心技术，它因为比较难做到，反而被有意忽视，所以会出现许多中国媒体人摆出一副大材小用的委屈模样。
　　
既然我选择在媒体上写文章，那么，传播效率就是我应该考虑的，让尽量多的人看自己写的文章，这是媒体人的职业道德之一吧？如果做不到，不是读者错了，而是作者水平不行，媒体人若指责大众“素质不行”、“愚民”，发一些“无法可想”、“没有救了”之类的感慨，那基本上是自证其无能与无聊。炫耀智力不是媒体文章该做的事，让你的读者方便、愉快地获知资讯与观点才是你的本职———我很庆幸自己想通了这点。

南方都市报：有评论认为，连岳的情感专栏和时评专栏，除了表面的问题各不相同，背后的根基却是一样的。是这样吗？那么，你自认为背后的根基是什么？
　　
连岳：是。你爱你的女人，这是爱情，你爱你的国家，这是时政；你恨不爱你的女人，这是爱情，你恨不爱你的国家，这是时政———这些行为后面，共同的根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你”。
　　
南方都市报：哪一个写得更快？哪一个更费心力？
　　
连岳：写的速度差不多，不过情感专栏更费心力，情感话题无禁区，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必须每周交稿，所以有些稿件是在医院里写的。而时政文章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想写的写不了，经常可以不写，上个月，就暂时停掉了所有的时政专栏，只在blog里发些议论。当然绕开重大话题，写些鸡毛蒜皮，时政专栏一天可以写十篇，但是这种方式不是我能接受的，就像我们现在去看靖康二年的某位时评作者，他文中丝毫未提及宋徽宗被金兵俘虏，却喋喋不休地谈瘦金体的艺术地位，那么，他就参与了历史虚构，谁会尊重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