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篇拟在南方周末发表的谈话录
柏杨，两岸三地中国人熟悉的作家，一位“人权斗士”。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他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也是思想家、社会观察者、文化评论者。这位受难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文化改革的行动者。
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问世以来，在华人世界引起了风起云涌的争论，至今余焰未熄。这本备受争议的书，使柏杨先生成为世界华人圈最具知名度的作家，也由此被海内外新闻传媒称为是一位最能代表中国人良心、又最有决心追求中国人尊严、也重视人类尊严的人。
1998年5月下旬，柏杨先生携夫人张香华女士回河南辉县老家探亲祭祖。5月28日上午，笔者有幸在先生下榻的河南中州假日宾馆，对柏杨先生进行了一次专题访谈。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柏杨先生谈锋甚健，他的话语平易亲切，幽默诙谐，直率坦荡，妙语连珠，所谈尽是肺腑之言，绝无表面敷衍之辞，使人受益良多。

从正视丑陋着手
石炎岭：先生长期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致力于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二十世纪即将过去，当我们站在新世纪门槛的时候，请先生就如何提升国民素质谈谈看法。
柏杨：我想这个题目非常大、非常重，也不是三言两语或是再长的时间就可解答，这是其一。其次，我自己也没有能力来回答这么大的问题。不过根据自己的感觉，觉得我们民族的品质应该提升。尤其是在这个世界上万邦林立的时候，我们中国必须要走到国际社会，决不能闭关自守。第一，现在是电子时代，根本不可能闭关自守；第二即便可能（闭关自守）的话，受害的还是我们中国人，不会是外国人。在地球上没有我们这个国家，其他国家照样可以活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不参加国际社会，我们就不可能过得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一个世界上很光荣的民族，很荣耀的民族，惟一的路，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品质。我们常说，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们常说，我们要争一口气。这都说明了我们必须要自我检讨。为什么我单独提出来要提升中国人的品质，没有提出来要提升菲律宾人的品质，也没有提出来要提升非洲朋友的品质，也没有提出来要提升泰国人的品质，这非常简单，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讲这个话不怕冒犯别人，因为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因为我们爱这个国家。所以我希望我们民族，在世界万邦之林中，成为一个光荣的民族。
石炎岭：十四年前，先生在美国发表了《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在华人世界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撼。它可以说是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对所有的中国人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受争议的一本书；同时在海内外也产生了许多误解。对此您怎么看？
柏杨：我想当初所以要讲演，而且在美国讲演，都不是故意的。原来，我准备在中国土地上讲，在台湾讲。但是，因为没有场合讲，人家也不给我这个场合讲。若干次呀，当对方知道我的题目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时候，真要把我驱逐出去：我们不丑陋，你不要在此地乱讲。我根本没地方讲，所以在美国的时候，去一个地方，我抓住这个机会讲出来了。
批评本身没有善恶，只有是非。我们应该判断，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是对还是错，而不应该讨论为什么在这里讲，而不在那里讲，为什么讲这个题目，不用另外的题目。不应该讨论你的批评是善意的，是恶意的。这种事情毫无意义。而唯一的意义就是说模糊焦点，避开这个事实，制造一个其他方面的主题来和稀泥，稀释我们主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据说它有很大的影响，也出乎我意料。因为有美国人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也有日本人写的《丑陋的日本人》，它们当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有一点影响应该是在意料之中，至于这么大的影响，蛮出我意料。不过我觉得，因为我运气好的关系，这个影响还不能算大，因为我想象之中，假定我们台湾还在戒严时期的话，我可能重新被逮捕。假定说大陆没有开放的时候，那第一个我根本回不来，第二个这是犯罪的东西，不仅仅是查禁，恐怕力量还要更大，那必然有很多人反对。
今天早上我同这个店（中州假日酒店）老板的一个美国朋友吃早点，我就问他，你对这本书有什么感想？他说：“这是人类的通病啦，你批评我，我当然非常愤怒，你批评我的国家，我当然不高兴。”是不错，每个人都是如此。包容是个非常大的学问，是个文化的精髓，能不能包容，可以看出来你民族的品质。目前，这也是国家所需要的。百废待举，经过大的破坏之后，每件事情都要重新建设。但是，基本的建设，我希望从正视丑陋这方面着手。

无法欣赏很自大的中国人
柏杨：我们中国人需要两种东西，一种是尊重，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意见，尊重反对你的意见。那人家不尊重你怎么办？那就需要另一种高尚的品质，就是要包容。而且是诚实的尊重，诚实的包容。我举例子，我们看有些人道歉，茶杯往那里一放：“对不起好不好，对不起你们行不行，你还要怎么样，我已经讲对不起，你还要怎么样！”这等于是戏弄，没有诚实，只有杀气腾腾。这个既骗不了人家，尤其是你骗不了自己，你不是真正的包容他。
诚实的尊重，诚实的包容，会建立起中国一种非常美的文化，然后，丑陋自然会改进。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新的生命、新的人类呱呱坠地以后，经过了一个丑陋的阶段，这是个过程。假设这一段不丑陋的话，我觉得那蛮危险的，那是个什么？刚生下来小女孩，她不丑嘛？那要让她美丽那很容易呀，过了十几岁，孩子就美丽起来了。
石炎岭：你理想中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柏杨：我刚说过了，我理想中的中国人，是在世界这万邦之林受到人家内心尊敬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人家不会看不起你，人家也不会怕你，人家也不会厌恶你。人家尊重你这样一个族群。希望我们下一代能够实现这种盼望。人家怎么能够尊敬你？你必须要活得很有尊严，而不是活得很蛮横，活得很卑微。
现在世界各国对我们什么评价？我想大家都很知道，但是，就不敢讲。认为只要不讲就不存在，这是蛮可怕的事情。这只能使我们民族品质更加堕落，不能使我们的品质更加提升。记得我在日本卖书——《丑陋的中国人》的日本版，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日本记者讲：“你一个中国人在我们日本的国土上，攻击你们中国人，攻击你的同胞，那你有什么感想？”我非常佩服一个外国记者能够敏感这样一个问题。他又说：“我们日本人因为你的观点而看不起你们中国人，请问你有什么感想？”我就讲，你们在座的日本记者大多数都到过中国大陆，我也看过你们若干人写的文章，你要很诚实地告诉我，你们内心里看得起中国人吗？他们哄堂大笑。我很有感慨。我说，因为你是日本人，你不便于像我这样公开地指责我们的民族性，你只能片面地就社会上的什么问题写一写，感到中国人这么差劲。你不能像我这样“一棍子打落一船人”，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觉得，我这样做没有关系，你们这样做就不恰当。你们看不起中国人，是因为我告诉你的，还是因为你发现的？他们就不讲话，只在笑。我就讲，在我之前，你们所遇到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认为他的国家好得不得了，他的文化好得不得了，都是世界最优秀的。自从你们认识我之后，你们会认识到，中国人是有反省能力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缺点的中国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许多不如你们日本人的这样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就会对国际社会有补益啊！我请问，你们到底欣赏哪一类中国人，是欣赏我们过去那样很自大的中国人，还是欣赏我们现在这么很虔诚的中国人？我以为，这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我们不是天生就狡猾的
石炎岭：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提升国民素质？请您指点迷津。
柏杨：要提高一个民族的品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它不能靠运动，不能靠政治的力量，它要靠教育，要靠自我的反省能力。假若我一直觉得我很好的话，我永远在这里原地踏步，因为我已经对自己很满意了。有一个幽默对话，有人表示：“啊，我对我自己太满意了，我对我自己打分数120分，我认为别的人都不如我，我对我的聪明、对我的智慧、对我的谋略，甚至于骗术，非常赞赏我终于把你骗住了。”如果一直对自己很满意的话，那自己永远没有进步。假如一个小学毕业生，他认为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那他永远初中毕业不了，他不能再提升自己。提升国民素质，是一个非常缓慢，而且没有特别方法的过程。从哪里提高？那你要尊重人，你要包容人，你要诚实地尊重，诚实地包容。
中国人非常聪明，聪明到他认为天下人都是傻子这种程度。在我的数次讲演中，我提到了，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非常善于考试，到美国去也好，只要考的东西，中国人绝对拔头筹，难不住。我们个别人非常聪明，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话，说不定两个人都损耗了，都互相抵消了。有3个中国人的地方，他一定有内斗，而且中国人对中国人狠起来，比中国人对外国人要狠。
我们常说团结，每天都在讲团结，每个人都在讲团结。一个证明了确实需要团结，第二个也证明了我们确实不团结。看看人家日本的商人，无论在哪里做生意，只要3个日本商人去投标的话，他们一定互相协调，这次我的，下次你的。我们这个不然。这就是说，我们品质上真有问题。
因为我们聪明，所有应题的东西，只要西方有，文明世界有，我们都有。但是我们这个大酱缸，有些东西拿来以后，往酱缸里一放，完全变了样。说实在的，这个宾馆前边的马路，前天我在这过马路，这个马路过不得呀？我们台湾已经是乱得天下闻名，这个斑马线是个陷阱。这里一看，更可怕了！斑马线就是斑马线，当你脚一踏入，车立即就会停的，这是文明。可我们把这种文明制度定下来了以后，我们没有文明的能力来执行。其实我们的法律多如牛毛，结果呢？多如牛毛的法律，谁也弄不清楚。只有一种人弄清了，这就是律师、法官、讼师，他靠这个吃饭。他帮助你的时候，他用这条法律。他想杀你时，他用另外一条法律，反正你不懂，反正都是法律。这就是没有诚实地面对法律，没有诚实地面对制度。我记得内地到处流传着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蛮可笑的，也蛮可怕的。这说明你的法律不能执行嘛，说明你的法律执行起来有障碍嘛，这使得我们的竞争力非常衰弱，使我们的社会充满着谎言。在一个充满着谎言的社会里产生不出高品质的国民。希望中国人给人家的印象不是现在的印象。
现在的印象啊，没有一个外国人当面告诉你，我对你什么印象。他又不呆，又不傻，同时他是个文明人，他不会很直率地告诉你。但是，你可以通过文字媒体上看到，外国人认为中国人非常狡猾，不诚实。你不要以为外国人好骗呐！我随便举个例子，举例子谈问题就往往有局限性。一天我们在爱荷华州划船，划船途中跟另外一条小船相撞，船被擦破了。我们回到码头，管理员就问：“你们的船有没有受过伤？有没有给我们弄坏？”“没有！”我们的人肯定地回答。结果人家绕着船一看，就说：“我就知道你们中国人不诚实，所以我才看，果然你们不诚实。”啊，多丢脸嘛！一个一个呆在那里。后来就有一个人灵机一动说：“啊，很抱歉，因为我们是客人，英语我们不会讲、不会听，所以刚才你的意思我们完全不了解。你问我们有没有受伤，我们没有听懂，紧张情况之下，我们就说没有。”那个外国人直点头，这个理由他认为是这个样子。我们用谎言来包装我们的谎言，两个谎言，加在一起变成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人家发现，他就更看不起你。当时我就讲：“我们为什么不能道歉呢？就说对不起，我们本来想骗你，没有骗成。”我觉得这样反而好。
为什么我们不诚实？难道我们从娘胎里生下来就这么坏吗？不是！我们的整个文化告诉我们，你不能诚实，你诚实了不得了。华盛顿砍了樱桃树，他爸爸问谁砍的，他说我砍的。他爸爸就原谅了他。他爸爸如果把他吊起来，打一顿呢？他以后就不诚实了嘛！所以说，我们民族问题太多、太大，一言难尽呐！但是，我们总是应该有一个目标嘛。任何外国人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使人家产生一种印象：我们是诚实的，我们不是天生就狡猾的。至于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说实在的，我们本身要负责，我们的上一辈，再上一辈，也应该负责。

世风日下的局面不足以使我们绝望
石炎岭：国民素质亟待提高，这是国人的共识。现在人们谈起社会风气不好，都感叹世风日下。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中国人的生存和吃饭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柏杨：我觉得世风日下这几个字，也不足以说明我们现在遇到的危机特别大。在埃及发现的史书上记载，5000年以前那个时代，也是在那里大骂儿女不孝。可见，几千年前，就有了世风日下的说法。也可以说明古时候也不见得就多么理想。所以说现在局面也不足以使我们绝望。重要的是，问题发生以后，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它。我们常讲，中国有臭虫。可外国也有臭虫啊。但是，有一点非常不同，中国旅馆里发现臭虫，大家都不要讲，你不讲没人知道。洋人如果发现了臭虫，他会把它包围起来，彻底地消除。面对着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可怕的事件，使我们震惊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本身的反应能力及态度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健康的。如果人们的态度是合理的，是健康的，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事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每个社会形态下，都会出现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至少在他那个社会里当时是骇人听闻的。我在美国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个单亲家庭，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婴儿在里面住，婴儿晚上就哭啊哭，哭着哭着突然间不哭了，以后就一直不哭了。邻居就奇怪呀！就打电话报警，警察来查这个妈妈，问你孩子哪去啦，她讲不出来。就搜查，在烤箱里把孩子找出来了。这位年轻的妈妈说，他实在是太闹了，我明天还要上班，我没办法应付这个孩子哭，干脆把孩子弄到烤箱里把他烤死。骇人听闻呀！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骇人听闻的事，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合法。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有问题如何去处理。
人类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动物
柏杨：人类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动物。所以我说，上帝造人，我不晓得他是故意的，或者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把这个人造得好复杂啊，复杂到上帝也一直没有办法。现在上帝每天都在忙什么？我想上帝在家里发愁：到底人类怎么办？我又不能把他毁灭，更不能叫他好不了。任何社会制度都有麻烦，都会发生问题，都不会有一个药方，吃了这种药以后，你就一千年不害病，这个不可能。头痛我就治头，脚痛我就治脚嘛。人类，你治了他这个毛病，他那个地方又会有毛病。
柏杨：民主政治制度，我们认为是最美的制度，至少我这一生，我这样年龄的阅历，使我觉得民主是个非常美的制度。但是，西方却有人叫嚷，民主政治制度是个非常坏的制度。但是呢，在坏里头它还比较好一点，你还没有发明比它好的制度。你说这个坏，我还可以忍受。同时，这个制度还在不断地改革。像美国、英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到了顶峰，但是它不停在改。怎么改呢？人不可能自己老觉得自己不对呀，它有反对党。反对党的职责就是挑剔执政党的毛病，天天骂政府。反对党要上台，天天挑毛病；执政党要保位子，就天天弥补缺点，这样才能一天一天改进，一天一天发觉问题，老百姓才会受益。可以，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实行人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我讲这个话，真是不应该，非常不应该！但我确实感到，民主政治是高品质国民才能用的一种制度，品质不够的人来使用，反而会惹来大祸。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地批评自己，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加之尊重、包容和诚实。

解决了吃饭问题，烦恼会更多
石炎岭：是不是说中国人只有把吃饭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到提高素质？
柏杨：也不是。真正吃饭问题解决了以后，其他问题才产生呢。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产生其他问题呢。比如，汽车的停车位问题，每家每人都有了汽车，停车位怎么办？一位大陆学者和我谈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时说：“某种情况下不能高啊，假如大陆每个人吃饭都很讲卫生，要用纸巾的话，那全世界就没有树啦。”人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永远在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现在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解决吃饭问题，我们不要认为有饭吃了以后，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有饭吃了以后，你需要精神生活，要听音乐，要看电影，要听好戏，又要读好书。现在家家有电脑，将来人们都在家办公，就不用上班啦，问题是你上班嘛，人与人之间还有接触的机会。你不上班，每个人在家里，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们见了都不认识了，邻居也互不相识。再比如，我们现在开汽车，一小时走100公里，我们还可以控制。忽然间，人有能力使汽车1小时开200公里，就把你吓得一身是汗。汽车能开到300公里、400公里，你自己就魂飞天外了。可是你没办法控制，你停也停不住，你在那里大叫，像电影里一样，车最后撞到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
人类永远有问题的。所以我说解决一个问题少一个问题，没有一个药方说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绝对没有。假如你这样盼望的话，你会上当的！有些人讲，没关系，长痛不如短痛，一下子革命，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人类就没这回事，除非上帝震怒，你们都死光算啦！只有这一个办法。
石炎岭：民主政治可以提升国民品质，可它的发展是否同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
柏杨：当然有关系。民主政治来源于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它有私有经济，每个私有经济都是个保护伞。你反对政府，政治上的异己分子，你可以躲在这个保护伞下面。假如每个人都是政府公务员，你随便说几句话，他把你开革了，不叫你吃饭了，为了五斗米只好折腰嘛。有私有财产之后，每个地方都有了保护伞，我在公司里做个小职员总可以吧？我再摆个地摊，谁的账我也不买！那你言论就可以自由嘛。而且慢慢有钱的人觉得，我只是有钱了还不够，我要有权。这样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就产生出民主政治制度。什么土壤长出什么样的树木。我们不能认为我只要栽一棵大树就可以啦，我非搬一棵大树来。那不行啊，它没有根呐！

“神仙一把抓”不能包治百病
石炎岭：先生曾经说过，提升国民素质是个非常艰难的漫长的过程。时下有些青年人认为，只有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才能快速荡涤国民身上的污垢，实现民族的振兴。您赞成这种看法吗？
柏杨：我觉得透过这些年轻朋友的这种想法，可以想见他们内心的沮丧、绝望。他们有一种悲切，觉得国家为什么不好！有这种想法的人我充满了同情。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年轻人总容易对现实不满，追求理想的境界。
我的家乡在河南辉县。记得小时候有病，大人说去买一包“神仙一把抓”的药，无论你生了什么病，这种药就像神仙一样，把你的病一下抓走了。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我讲的是六七十年以前的事情啦。结果我们小时候吃了这药，病也没有抓走，该头痛还是头痛，该肚子痛还是肚子痛，我们国家衰弱、愚昧，内部这样的动荡，社会这样不安，这样诸多种种，希望有一个药方“神仙一把抓”，用了之后，马上就会一切都好了。很抱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这样只有使事情更坏，不会使事情更好。
我愿意讲一个很粗俗的笑话。从前每逢考试，一位秀才就急得不得了，因为他不大识字。有一次年考，上面大官要来考，秀才晚上睡不着觉，走来走去，他太太就讲：“你怎么回事啊？”秀才讲：“要考呀！”“那你为什么急成这个样子呢？”“我肚子里没有东西呀，不晓得考什么。”他太太讲：“你这样痛苦，好像我们女人生孩子一样。”他说：“不对，你们女人生孩子，你有孩子可生啊。我肚子里没有东西，我考什么呢？”革命和暴力都是一样，当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什么样的暴力都没有用。一个女生你把她吊起来打，倒过来打，你怎么打，她肚子里没有孩子，绝对不可能生出孩子。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再举一个例子，西方一个很有名的寓言故事：一个国王生了一个女孩子，爱得不得了。他告诉身边的人：“我的女儿太小，我一定要让她马上长大。”他把巫师叫来说：“你马上念咒，让我这个小女儿长大。不然我就杀了你。”巫师说：“我有一种药，一吃她就十八岁。可是，这个药现在手里没有，我要到山里采药，你给我时间，采回来药，叫她一吃她就十八岁。不灵，你杀了我。灵，你给我多少钱。”国王说：“那没有问题。”不过，有一个条件，我有一个咒语，在我采药归来之前，你可不能看你女儿噢。你一看女儿，咒语就不灵了，那你可不能杀我。“国王说：“我不看她，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看我女儿。”巫师一去十八年，药采回来了，国王催促让女儿吃药。巫师说：“你等一下，我让你女儿吃完药再来。”等了一会，他把国王的女儿领来说：“你看吃了我的药，她就十八岁啦。”国王抱住女儿高兴得要死。无论什么事情，它都有个累积，无论巫婆、巫师，还是国王，都不可以也没有能力使刚出生的婴儿立刻变成十八岁的大姑娘。你没有办法，你打她没有用，你杀她也没有用。一个女孩子，你用再残忍的手段对她，再激烈的手段，再暴虐的手段对她，都没有用，她不到十八岁，她就成不了十八岁的大姑娘。

暴烈的手段只会使社会更糟
柏杨：过去在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皇帝要盖一座楼，要建一座大桥，发号施令：我限你几个月盖成，盖不成，斩。斩工程师，斩工人，可有什么用？就是把全世界的工人都杀光，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就盖不起这座桥。可是，我们政治化的头脑非常简单，认为，只要用暴烈的手段，就一定能产生超过人体负荷的这种能力。那是超越不了的。一个社会的进化，它有它的道路，它需要社会的积累，社会的条件，社会的智慧，人民的品质。当这个社会很糟的时候，暴烈的手段只会使社会更糟。一个人的知识程度，不能用暴烈的手段使它增加，不能用运动使它增加，不能用革命手段使它增加，也不能用酷刑拷打的办法叫它增加，惟一的办法，只有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每天起来革命，不能提高自己的学识。
中国是个很古老的民族，而且非常衰弱。多少年以来，历史上一次次革命，大家都以为这次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好比说辛亥革命，把五千年的封建专制推翻了，这是多大的一个变革啊。结果呢，我们没有能力承受那么暴烈的大手术。等到国民党革命，北伐成功，开始用一种剧烈的手段，提出来改革。新的形式，国民党的组合，统治了国家，结果又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现在中国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暴力。

22世纪也不会是中国人的世纪
石炎岭：有人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先生对此乐观吗？
柏杨：我觉得有一种现象很奇怪，比方有人早就讲21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美国人上自学者，下至贩夫走卒，马上就加以否认，21世纪决不是美国人的世纪，那是日本人的世纪。而日本人马上就否认，21世纪不是日本人的世纪，而是你们其他国家的世纪，是法国人的世纪，是欧洲人的世纪，反正不是我们，大家不要乱讲。只有我们中国人乐此不疲，这是我们的世纪。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美国人早就说过，它不是世界的领袖。他们表示：我根本不是什么世界领袖，那是多少年前的错误想法，现在我们是万邦之林。
为什么中国人想让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呢？这是我们文化中虚妄的一面。我愿意很肯定地说，21世纪甚至于22世纪也不会是中国人的世纪，而且绝对不可能。中国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也没有这么大的自然科学的生产能力，也没有这么大的经济运营能力，也没有这么大的道德能力，也没有这么大的文化能力，不可能。你能希望国际会议都用中文吗？你要用多少设备才能使国际会议都用中文？后年就是21世纪，国际会议上我们能够希望用中文吗？这个事情不必再详细地谈，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假定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就是改变了，那说谎就成了美德，是不是？不觉得很抱歉吗？我觉得我们不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迷幻这个世纪呢？
我有一点感想。很多人讲，我们河南省是中国第一大省。（石炎岭：人口第一大省）比人口吗？除了人口最多以外，我们河南省对全国讲起来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贡献？对不起，你们不是河南人，不过我觉得我们河南人应该自己反省，不要只说人口多。人口多，那全国分成两个省，全世界最多！这个没有意义嘛！人口多，这人口你怎么养，这人口，有什么贡献？你对世界的文化上不论哪一方面，你有什么样出类拔萃的一个发明或者一个创造，值得为之骄傲？或者说我们这个地方最清洁，我们的人民亲和力最强，你来到我们的国家观光时你觉得每个地方都像桃花源一样，人们非常可亲，非常地值得信赖，我们的治安又非常好，我们的房间又是最清洁，这样可以呀！一个洋人小女孩、我们中国的小女孩或者非洲的小女孩到美国去，她可以信赖美国的治安，可以信赖美国的警察。到我们这里来，她们能这样信赖吗？不要说外国人，我们自己人都不敢信赖！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不要老争世界上如何、世界上如何，夸夸其谈，不累吗？这是虚妄的毛病。日本美国很简单，我不要这个名，如果我一旦认为我世界第一的话，那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吗？所以美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哪里一打仗，快来帮腔，快来帮人打架，这样国力都消耗了嘛。两个黑人国家打仗，我为什么要出兵呢？现在美国很聪明，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打你的，你拼命打，没有关系，我不参加。如果21世纪成了中国人的世纪，那非洲阿比西尼亚（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我们是不是要派军舰去呀？他饥荒了，我们是不是要运粮食去呀？我们拿什么运？我们的飞机以前都是向人家外国买的。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值得骄傲的。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使每个人都很有尊严，每个人都很诚实，使我们民族成为一个美的化身，街道里非常干净，每个孩子都气宇轩昂，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荣耀啊！世界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们自己有十多亿人口，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嘛！

希望21世纪是中国人过幸福日子的世纪
柏杨：我们看西方人的家庭就知道，人家过的是什么水准。我们台湾，当前经济已衰退了。有钱你有钱，但你没有生活品质，你地下水是什么？含有多少汞？下一代每个孩子都会得肺癌，都会汞中毒的。你自来水不能喝，我们怎么还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大陆光这个自来水可以喝，我们能做到吗？家家有抽水马桶，你做得到吗？吃饭时有餐巾，做得到吗？这个都做不到，难道说我们自己一点都不惭愧吗？
从前，有个大官到各个地方视察，给下面的小官两句话：出门不可使人怕，回来不可使人笑。这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万邦之林中，不要叫人家笑话，也不要叫人家怕我们。常看到我们的官员，到美国一开会就指责：啊！你们美国帝国主义，如何如何，我们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把美国责备得一钱不值，可刚到美国就讲：“唉，我怎么取得居留权呢？”你这样一个民族，能够叫人家尊重我们吗？除了回国以后，会上这些话作为记录可以升官以外，还能起什么作用？作为中国人不感到蛮羞愧吗？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个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什么国家的人，来到我们中国，他开会时骂我们中国，会后他说：“在你这个地方我能不能居留？”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这个水准没有达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太夸大啦！我希望21世纪是中国人开始过幸福日子的世纪，有尊严的世纪，这就够了！

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重犯错误
我和朋友们计划在火烧岛（近百年来，日本人和台湾当局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近五十年来改称绿岛。柏杨先生曾在此被长期关押——笔者注）建一座“绿岛垂泪碑”。像美国在华盛顿建的越战纪念碑一样，刻上每一个受刑人的姓名和刑期，或者是枪决时间。现在这个时代是个记忆与遗忘并存的时代。我认为，政府的罪恶不能忘记，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你才能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人老是说：“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都让它过去吧，忘掉吧！你提起来之后会重新勾引出仇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诡谲的说法。请问，你叫我们忘掉什么？你不能叫我忘掉我们从不记得的东西吧？无非是让我们忘掉白色恐怖，忘记对我们的迫害。不提就一定会再发生，不知道过去犯的错误，怎么能纠正错误？我们人类受不了不断的错误。
我们为什么叫垂泪碑呢？就是说，在白色恐怖之下，这些政治犯的眼泪，他们父母的眼泪，他们家人的眼泪有多少，真是可以淹没整个火烧岛。政治犯的最大特征是他不是直接犯罪，而是为了一个理想，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许，当时的政府、制度、风俗习惯以为是不对的，但是他并没有给自己谋利益，这个就值得纪念。我们认为，垂泪碑是个终止号，也是个惊叹号。只要这个碑存在，在台湾这个地方政治迫害以后是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