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在当代艺术刊物上见到“文人精神”一词，我有些不知所措；再加上格物与修身的命题，我就更不明白，年青的女编辑为何有如此宏大叙事的理论构想。实在是抹不过催稿之勤，只好由此生发说点具体的。

前段时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先生来访，见到我写的诗，执意要选几首去发表。最近登出来了，放在文学杂志《芳草》的“中国当代隐逸诗人专辑”里。见到“隐逸”二字，我觉得很意外也很好笑，大概这就是题中的“中国文人精神”罢。

“文人精神”是用来言说古代文人的，最好是只用来言说古代文人。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便是这一精神的要义。这里的“穷”，不是家贫没钱而是没能做官。文人没做官，就只能也必须要独善其身。“善”乃使动用法，意即自己要使自己自觉地臻于“善”的要求，用孔子的话，叫做“克己复礼谓之仁”，也就是题中所说的“修身”。修身干嘛呢？如果忽然“达”了，察举或科举了，朝廷召见做官了，就要为君主服务，出来治国平天下，此谓立功。但如果仍然“穷”呢，那只好“修”着，或许可以养性，或许可以齐家，或许也可以格物。养性、齐家是自己的事儿，属于立德范围。“格物”则有所不同，和文人追求“三立”中的立言有关。格物之途不外两种：一种是格物致知，搞点学术研究；另一种是寄情山水，弄点文人书画。总之要把自己的能量转移转移，有不平之气可以但别乱打抱不平，有愤怒之情也可以但别上山安营扎寨——即使忍无可忍落草造反，也一定要替天行道，时刻想着招安的事儿。中国古代社会固然有江湖和庙堂之别，但“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要不，身在魏阙，心在江湖也行。实际上两者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但因为承认有江湖之故，文人也就有了搞点学术研究、弄点文人书画的民间社会空间，并由此创造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与艺术创作的伟大成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中国文人精神真是很可爱。

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其合理性恰恰在于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内外上下长幼有序。本来为了维持秩序，直言尊王攘夷、上智下愚、敬老爱幼即可，但偏偏中国文化中又有自欺欺人的均平思想。于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都成了造反的理由。我们平常所说的农民革命，就经常是文人带着暴民造反。造反的口号杀富济贫，主要是济自己，让自己当上地主当上富人，甚至当上最大的地主和最富的富人，那也就是诸侯乃至皇帝。《西游记》里孙悟空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们王姓家的字辈就是“懿德天子应万年”，谐音即“一得天子应万年”，家家都想当皇帝，这可能吗？“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平思想是中国皇权安抚臣民的思想根据，同时也是中国臣民变成暴民的思想武器。其核心是均平财富，而非均平权力。所以就权力关系和权力意志而言，农民革命不过是未来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从来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到底，均平这玩艺儿不是不好，而是太好太好也就太不可能，于是成为上下欺骗、互不戳穿的文化理想与文化共识。撒切尔夫人说共产主义不是不好而是不可能，大致同理。农民革命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产生暴民而不能产生公民，即使是跨入现代的太平天国革命。

回到前面所议的穷达之辩，其实也就是古代文人与君主皇权达成共识的高明政治策略和处世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怎样地评价中国文人精神、评价中国学术思想、评价中国书画成果，都不为过。

唯一的问题是时代变了，自然经济变成了商品经济，农业为主变成了工业为主，封建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等级社会变成了平权社会，或者是将要、必然要变成平权社会。等级社会与平权社会的“善”，即礼和仁，乃是很不一样的。这样的根本问题改变了，无论是独善还是兼善，时至今日，哪里还有原来的文人精神？哪里还有古代的格物修身呢？

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不是古代文人，而是有文化、有知识，基于社会平权的自由公民，是思考并揭示社会、历史、现实以及人的问题的独立个体。他们在中国有着怎样的生态？他们在思考什么？他们能思考、能揭示什么？这才是当议之题。至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能从古代文人那里汲取什么资源，这是个体选择而不是整体继承问题。比如我这个人喜欢诗歌，一写几十年，但从来不认为诗是讽谏或是隐逸，更无法说也没脸说写点诗就可以救中国。

古代文人及其精神已经失落，历史正等待着；知识分子力量尚未形成，自由在争取中，谁来领养中国文人精神？——也许有，但认领了也没法养活，我以为。

2011年8月12日

重庆黄桷坪桃花山侧

（本文纸质媒体发表于《库艺术》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