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纽约琐记》之后，《多余的素材》一书是陈丹青归国前夕写成的另一部文集，其主题首次越出“艺术”之外，触探人性的深浅、文化的歧变。在书中，时代的质感体现为日常细节，历史的分量，举重若轻：那就是我们亲历的生活，而作者严肃地戏称为“多余的素材”。该书在北京的三联书店上柜仅一周，就以近千本的销售量登上了排行榜。
上海的弄堂走不厌
很难向今天的年轻人描述陈丹青在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盛况，至多形容说“比赵薇还红”，对方才稍有一点感性认识。
旅美近20年，1999年，陈丹青回来了，担任清华大学油画系博导。见到他时，干净的中式大褂，背上一只显眼的军挎包———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背的那种，书包上晃眼地别着一枚清华的红色校徽。几天来，他就是这副装扮穿行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当然，还要加上他那双炯炯的大眼泡。
陈丹青说，上海的弄堂走不厌，里边全是微生物，在美国呢，厕所不臭，花也不香。
几年前第一次回国，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骑上父亲的“老坦克”自行车，摁着车铃穿弄堂，故意吃几个“弹簧屁股”，听座下的小弹簧“咯吱咯吱”响。
和王安忆走在南京路步行街，王安忆说，新楼一造，连老样子是什么样的都想不起来了。陈丹青说：“在上海，我经常在找人样子。有一种人的样子，再也不生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巩俐在《摇啊摇》里学上海派头，完全不敌当时上海弄堂里任何一个小姑娘。那时没什么衣服穿，打扮也很少，但上海人照样翻花头，什么裤子配什么鞋，两用衫里领子怎么翻出来。现在跑遍上海也找不到这种样子的人。有这种样子的人老了，想按现在的时髦瞎打扮自己，全乱了。”
纽约有位90多岁的收藏家王纪千先生，陈丹青去他家的时候，他正在电话里招聘做下午点心的厨师。“侬烧卖阿会做口伐？侬用啥面粉、里厢啥料？”电话里考人家考很久，最后，来了个苏州老太太。陈丹青记得，自己小时候还有很多人躲在弄堂里过这种生活。他的外婆是杭州人，小时候吃完晚饭家人买6个梨半斤杨梅来吃，外婆嗤之以鼻：“哪有这样吃水果的，以前是一筐一筐吃的！”说到这儿，陈丹青一个劲地笑，像是笑他自己。
“我们生长在一个极粗糙极粗暴的年代，现在才晓得以前好，妄想慢慢找回来。”陈丹青走在衡山路上，眼睛不停地看。
坐在街边咖啡馆，陈丹青看着窗外来往的女孩。“我以前喜欢一个女的，据他们说，她也很喜欢我，经常故意在楼下站一会儿喊喊人，希望我也探探头。那时全是这样的事情，现在她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想想我那时真小，只有16岁，那会儿她已一副小妇人派头，很镇静、从容不迫的样子。那时把‘喜欢’叫‘吃’，‘吃侬’就是喜欢你，这个词非常好。后来我去外地，发现上海话非常不适合谈恋爱，没有韵致、暗示性。上海话谈生意很好，尤其在讨价还价、弄清楚算清楚时，简直无法拒绝。”
生命中的转变
陈丹青觉得，自己生命中的转变都很快，“啪答”就变成另一个人。上世纪70年代末以《西藏组画》一夜成名，80年代初跑去美国，90年代末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油画系博士生导师。“文革”，出名，出国，回国。“我年轻时脾气暴怒，动不动跟人争论，现在一点也不。以前看书听音乐易哭，现在不了。偶尔有要哭的意思，我开心死了，又来了又来了。”很多年轻时的感情变成一种很深的东西，陈丹青知道它们都在，只是真的转变了。他说自己经历过很多挫折、委屈。“西方人说Nevercomplain，从前老派人也说不要跟别人讲啥不开心事体，这份教养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有了。”
去美国最初是渴望见到油画原作。上世纪80年代初，出国还有点“叛逃”的意思，陈丹青去公安局申请护照，很窄的走廊里坐满了“表情沉痛”的人。到了美国，陈丹青一下子就找到画廊，但只是延续画西藏，画得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五六年，不堪回首。那是我的适应力有问题。很多人一出去如鱼得水。我挺能熬，明明不适应但能熬下去。我做每件事情的过程都很长。”
据说，陈丹青在纽约的家已经成为中国那些文化大腕们去美国必到之所。他说，这就是《智取威虎山》的“接头地点”呀。
在国外，也有记者采访他，“像看医生，一个，下一个。中国呢，有媒体，但大家还不大知道拿它怎么办，既郑重其事，又不很专业，非常有意思。像初恋，一场又一场的初恋，不拥抱，不亲嘴，连调情也不会。”
老朋友和年轻人
陈丹青的夫人黄素宁神情安静，慈眉善目。20多年前，陈丹青在江西插队，混不下去了，跑到南京。那里的朋友见了他的画都很佩服。陈夫人当时是干部子弟，很同情他。后来她去西藏，把他调去西藏画画。两人的缘分就这样开始了。“那时她家里不肯，两年断了所有关系。我一考上中央美院就和她结婚了。”结结实实过家庭生活，是在两人到美国后。“挺好，就跟所有家庭一样。我想，婚姻基础很重要。她是我的老朋友，我对老朋友都很好，因为在老朋友身上看到你自己。”
陈丹青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他和女儿关系很好。女儿16岁就打鼻环，她从不堕入感伤主义，也决不流露对陈丹青的佩服。很多朋友看见这对父女在一起讲话就大笑不止，女儿说：“不要告诉我你想让我怎么样，你这愚蠢、丑陋、无用的家伙！”一串英语砸过来，陈丹青笑得欢。“我比较欢喜年轻人，他们身上没有扭曲的东西，很自然。清华的学生对我很好，开讲座的时候会问我初恋的故事，问我中年的欲望如何解决，这在以前都是不可能的事。我记得小时候，几个同学说话，看见老师来了就闭起嘴。所以现在我很注意，讲了几句就准备走了，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我走。”
陈丹青已经出版了三本书，《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和《多余的素材》，文字幽默活泼。他说，“文字让我有快感。看画展的人很有限，文字的读者则未知，想象中有很多读者。要是年轻一代爱看我的书，我就乐坏了！”
做人是根本
陈兆炽（陈丹青的父亲）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人。丹青是一个很正直正派的人。我们从小要求他，做人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先做人，然后才能搞学问事业。他读书很用功，他的聪明超乎我们的想象，他的很多思想超过他的年龄，很敏锐，感情丰富，对家长也很孝顺，对朋友很好。对他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他非常自信，送他去学游泳，还没下水，他就觉得自己一定会游。
丹青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从小就喜欢游泳、音乐、文学、绘画。可是，当他才4岁时，我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丹青难过得整天没说一句话，我劝他说：“别难过，没有画册临摹，到公园、马路去画。”一次，我在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拾到一张扑克牌，背面是色彩浓重的油画，原来这是一位侨居意大利的俄国著名画家的杰作：《意大利姑娘》，我马上拿回家送给了丹青，丹青花了几个星期临摹，竟画得栩栩如生。
丹青成名之后，很多人来问起他的名字，其实一开始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让他学画，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当时生活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候，就用了文天祥的一句诗“留取丹心照汗青”给两个孩子起名。
让艺术有诗意
兀鹏辉（中央美院“自由交流”书店创始人）
我在陈丹青谈论绘画与音乐的书中，读到的是“文学”，获得了阅读的快感，他自谦那只是“写作”。他曾说：“无论写天上的云彩，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写你自己。”有了这样的意识，不论他写什么，文字都游刃有余。
在《陈丹青音乐笔记》里，陈丹青没有摆起面孔谈音乐，就像他的《纽约琐记》，根本不打算一本正经谈绘画：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以日常经验谈艺术，以艺术谈日常经验。要是设高考课题，这样的写法一定被拒绝，就像他拒绝任何“正式”的话语和话题。他甚至不以“艺术家”的身份谈艺术，他只做他自己。
陈丹青一直在画画，却不愿说自己是个画家，因为画家和艺术家是两回事。他让艺术这个职业在今天仍富有诗意。
和他聊天是享受
尹大为（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编导）
陈先生是个非常可爱的人。很多见过陈先生的人都说他像30多岁的人，可是我觉得他的心态甚至比很多20多岁的人还要年轻。他对很多事情抱着像孩子一样的好奇心，性格很爽朗，谈话有机锋，嬉笑怒骂，字字珠玑，和他在一起聊天是最大的享受。
他对年轻人热情提携，让我深受感动。去年我的新书《长喉结的美女》请他做序，那时正值暑假，想不到他还特地把一厚叠书稿带到纽约，大热天认真地看，序言写得很长，还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他说：“年轻人的第一本书马虎不得。”
陈先生是个有大智慧的人。我认为他始终是一个文化追问者。照他的年龄应该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足以向后辈传授他的心得了。但他却不，我读他的书，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艺术问题，他反而会提出很多的问号：“是这样的吗？真是这样的吗？”往往在这样的追问中，让我们看到一副完全崭新的景象。
著名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导。
1953年生于上海。
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
1978年以同等学历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
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
2000年受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定居北京。
因两度进藏，作《西藏组画》等油画创作。近十年作大型并置系列及书籍静物系列。
2000年出版文集《纽约琐记》。
2002年出版随笔集《陈丹青音乐笔记》。
2003年出版文集《多余的素材》。
白皮手记——————陈丹青其人其事
http://blog.msnfans.com/wangyuan/archives/8361.html
他在清华讲台上的时候，应该是听课人数最多，反响最热烈，无一人打瞌睡的一位，单从唐装，老式眼镜，黄帆布挎包，时不时夹杂点脏话，还不能看出他的确不凡，不凡的是他的真知哲理，明人快言，他象是一面镜子，让中国人更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艺术，就象他本人说出国是为了更清楚的看到自己，他的讲座没啥费话，句句精彩，通透彻底，掌声雷动。更不凡是他的一手好字，流利的中国地到的繁体字，上他的课有时会感觉“他是人物里的文物”，不知道这话是否不得体，但确实是个活宝。西藏组画也好，农民出身艺术家也好，不无正业二流子也好，好象完全不是他，他是谁，揭开这个谜需要很长时间，包括了解他的画，了解他的书等等。